遥远寄相思

“不要让人世的荣辱，使你添心上的愁苦。人间的恨事真多，亲爱的不要哭不要哭……不要让人世的嫉妒，挡住你灿烂的路途。人间的恨事虽多，亲爱的同来把它克服！”李厚襄的《恨事多》仿佛为周璇量身定制。1950年7月到1951年10月，身在上海的周璇给远在香港的李厚襄写了九封信。1975年，也就是李厚襄身后两年，这九封信刊登在香港《万象》杂志上。关于周璇之死以及她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变故，这九封信也许是揭开迷雾的一个关键点，它意味着李厚襄的存在，对于20世纪中国流行文化的意义已经超出了音乐的界线。

周璇于1950年7月2日从港返沪，7月7日就发一信：“唱片及股票都放在您处寄存，多费心！公债票已由龚秋霞在14日那天给我送来了，您一点不知吗？我已收到了，谢谢您！”从中可以看出，回沪后周璇理财思路依旧清晰，她把财产分作两部分，股票委托李厚襄代管，公债则收归到自己手中。她之所以把股票放香港，是为自己留条路，而李厚襄实际上是她在香港的代理人。1951年1月18日，周璇写了第二封信，告知儿子情况以及与朱怀德决裂的事。

周璇把知心话和盘托出，也是意味深长的。1951年2月12日，周璇第三封信写得较长，信的第二段写道：“近因播音唱了歌，不知道怎的得罪了人，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又不知怎样来应付呢！太难了！”

周璇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处境对她不利。于是，她在信里请李厚襄在香港和张善琨、邵邨人等电影制片商想想办法，寻找退路。她自己考虑“香港暂时不能来，我预想是一年以后，等小孩大一点……还是去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赚钱，你的话不错，趁能赚钱的时候……别将来悲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直到此时，周璇头脑还很清醒，和朱怀德的了断，并没有使她丧失理智。1951年2月18日，她又给李厚襄去信，谈她的计划：“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戏，我真怕自己情绪不好，怎么能工作呢！最大原因还是厌倦了这工作，我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能不拍戏最好，来港后决往南洋去，能否把歌在上海练好？希望你来上海，我们计划一下弄得好好的。……反正这唱歌我一定会实行……不过是时间问题，暂时小孩不放心，所以在上海待着不拍戏，也不知行吗？拍呢，也真没意思透了……”

周璇希望去南洋唱歌，因为华侨很欢迎她去，香港的经纪商也一直在为她忙碌张罗。周璇这个品牌，是上海滩市场运作的产物，但她在新中国，忽视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这就是日后其悲剧的症结所在。1951年3月14日，周璇的第五封信仍然在谈她“赴南洋演唱”的计划，同时在信里还透露了她在上海的处境愈发难过了：“有一点要告诉你，关于唱歌之事暂时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们会对我不满，切记！切记！……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坚）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很显然，周璇无法适应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气氛。新中国对她是重视的，派人劝她回来，但回来后，她又处处感到不如意，并且“吃足了苦头”，在信中写道：“最近我的情绪仍旧很坏，心境不能舒畅，总是想要哭，要大哭一场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伤心也……为什么做人这么烦？”

1951年4月21日，她写了第六封信：“我因大光明公司的剧本还好，所以我第一部先给他们拍……这次也是给他们逼上梁山，本来谁来拖我不动，就是喜欢这样闷在家里，至于酬劳极少不能同香港比，当然也是帮忙性质……”从旧社会大红大紫过来的周璇过于看重酬劳，她完全不懂新的“两为”文艺方向，呜呼。其实，当时上海文化方面的领导人夏衍对她和张爱玲还是抱关注和欣赏态度的，但张爱玲找到借口，一走了之，周璇却再没有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