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愿和遗墨

奉化区档案馆里，收藏着三张百年前发行的快转SP（即早期粗纹唱片，每面可录约4分钟，每分钟78转），两张是“胜利”唱片公司（VICTOR RECORD）唱片，一张是标有“月亭”公司“ODEON RECORD”牌子的。唱片主人就是张贞黻。20世纪30年代，他曾收有好几百张这种唱片。

张贞黻还是中国乐器制作业的开创者之一。据故乡亲友回忆，幼时的张贞黻曾无师自通地用石蛙皮、蛇皮、老胡瓜制作二胡、琵琶并演奏，遂催生他后来的乐器制作国产化之梦。由于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乐器十分昂贵，张贞黻早就有志于自己动手制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呼吁要重视乐器生产，得到毛泽东赞同后，随即开办延安乐器厂并自任厂长。北平解放前夕，张贞黻留下遗愿：“一定要办起我们自己的乐器工厂。”1949年6月，李伯钊、金紫光调拨资金，派遣张贞黻的弟子陈艾生在北京市东安门19号，以“人民艺术服务社”为名建厂，该厂后更名为“新中国乐器工厂”。该厂从初期的承办小型乐器修理、乐谱印制与出版，逐步发展到乐器制作。1950年底，该厂曾试制一台立式钢琴，以“星海”命名，开创西洋乐器在中国制造的新纪元。

20世纪，中国活跃着一南一北两支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即工部局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张贞黻是仅有的跟两支乐团都有不解之缘的人物。1935年，考入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张贞黻写下《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琐记》，称“这个乐队不但东方少有，就是欧美的大乐队在质的方面说也是不相上下的。因为他们那些乐师的出身处大部分是俄国皇家音乐院、俄国圣彼得堡音乐院、意大利国立音乐院、德国皇家音乐院等”。文中专门有一章节，标题为“记第一次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练习”，如今读来，颇具文采：

上午九时，携着大提琴走上了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小菜场的第四楼，通过一条长廊，推开二重双扉的一个大厅，这便是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练习室。这时大部分乐师都闲散着，有的在不着意地玩弄自己的琴，有的燃起烟卷在微笑，有的在散步，更有的在阅读报纸和信件……我是考入这乐队后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很怯生地去拣了一个角落对他们坐下。

张贞黻拉琴时的风采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众人便各自归位就座了。从另一个大厅里跑出来一个短小精悍的老头子，秃头，戴着黑圈玳瑁老光眼镜，胡子刮得满面发青，看去威严得很，这就是指挥Maestro Paci（梅百器）了。他跑上指挥台，脱去了上衣，露出半身新换的白衬衫，右手随即提起二尺长的一支白筷子，两眼向前巡视了一周，接着便轻轻地在桌上敲了几下，一切声音肃然而止，我们练习的海登交响曲便开始了。

有人说钢琴是一个小型管弦乐队，弹者就是指挥那些键盘，就是乐师，这是的确不错的。看！大家是用了怎样全副精神使自己的手指运用如意呢！而指挥者Maestro又是用了怎样全副精神来向大家说明，每一乐句应该怎样顿挫，怎样连贯，怎样开拓，怎样起始，怎样流连，怎样收束呢！……大家的表情假如给Maestro发觉了有不显明处，或不妥当处，他便急速用他的指挥杆在桌上拍着，一直到他们全停了手，他的嘴里像是飞出一只百灵鸟似的“勒比比比……”唱着生动的曲调，或是用全身的动作来传达这个乐句所不能用人声表示的地方，于是大家领会了，从新再来一次，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极老练，恰当泼辣，精明，新鲜，大方，严肃，灵敏。使人暗暗心服。

……

全部海登交响曲经过他一番指正后休息五分钟，全体就像脱了网的鱼，各自得空，闲散去了。Maestro这时满头大汗，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拭去了，打开他的烟盒子燃起一根烟来疏散他的精神，抽完了烟又拍齐了乐师，再复习一次，这回我得从头至尾顺流地听了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