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业余

1983年发行的楼乾贵演唱的唱片

1978年，劫后余生的楼乾贵终于得以放声歌唱。他到各地演出，举办个人音乐会。在《歌唱艺术浅谈》一文中，楼乾贵讲了他演唱歌曲《请允许》（傅庚辰曲）时所做的不同于他人的处理：第一次听别人演唱这首歌时他就被感动了，仔细研究后感到它哀思太重，情绪低沉，纵使用强音和高音唱“请允许我用歌声陪伴您，视察祖国的千山万水……啊，周总理，好让您欣慰地笑看祖国的春天”，也很难使人化悲痛为力量。于是，他在演唱时减缩了“思念”的拖腔和一些伴奏过门的小节，把“啊”的高昂延长音（歌唱者最能发挥声音技巧的地方）由原来的八拍减为六拍，改变了原来过于哀怨的情调，突出了主题。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时，楼乾贵演唱了这首歌，作曲家也肯定了他的改动和处理。1979年，上海公演结束后，“上音”周小燕、王品素、谭若冰三位教授以“周品若”为笔名，在《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北京来的春风》的评论，赞扬楼乾贵的歌唱艺术。1983年10月20日，花甲之年的楼乾贵在民族宫礼堂开个人音乐会，一个人从头唱到尾。那时还不兴请嘉宾，敢开个人音乐会，必须有相当的艺术实力，身体也得好。

音乐会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次独唱音乐会不是告别演出，但六十岁却是真的，这在人生旅途也算得是一个大站。一般地说，请请酒热闹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我不喜欢这样来纪念，于是想在生日那天到舞台上去过，只有舞台才是艺术家的生命。何况以往出于种种原因，我的舞台生涯并不丰满。遗憾的是我演出前忽然泻肚，服了黄连素、痢特灵，致使口干舌燥，病也消损了体力，所以显得拘谨，不自如，不理想，辜负了朋友们，热情的观众。”

20世纪80年代楼乾贵演唱的外国歌曲磁带

20世纪80年代，楼乾贵和剧院退休的同事郑小瑛、赵启雄等人，创办了首都歌剧培训学校。文化部大院旁边，东中街113号楼下的一间房子，就是这所学校的排练场，一台立式钢琴，几把椅子，此外再没有别的摆设了。学校集中了戴玉强、孙秀苇、袁晨野、宋学伟、沈韵、李京顺、孙萨丽，以及郑小瑛当时的学生俞峰。那时，楼乾贵是骑车去民族宫礼堂，唱一晚上，补贴一块七毛五。骑车去演出，他习以为常，每次去北京饭店，他也是骑车去，在大门外找个空地方，一锁车，掏出请柬，就进去了。

楼乾贵在《歌唱艺术浅谈》中说：

歌唱艺术以声音结合语词作为表现手段。各种艺术手段可以相辅相成，但不能互相代替。一些人唱歌，采用特殊的灯光照明，穿着引人注目的服饰，滥用手势和噱头，其实只是冲淡了声乐艺术本身的美，干扰了演员和观众的感情交流，在欣赏者与表演者之间制造了一座墙。这是艺术的倒退，绝不是艺术的进步，它绝不可能把观众诱入到更深更广的艺术境界中去。

1988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拟拍摄数十集的专题片《中国歌坛》，楼乾贵曾经做过一次访谈，虽然片子没拍成，但这个访谈可以看成他一生的总结。

剧院对我不错。我的经历比较坎坷，对歌曲的理解比年轻人深刻，唱的很多歌自己感动得有时唱不下去，可我觉得还不够，生活面还不深。唱歌是很难的事，我说自己是高级业余，多年来搞运动，文艺上来回变，唱什么都不行，很多东西未得实践。一辈子倒霉事不少，可对我的艺术确实是营养，使我了解得更多，对人对事的理解更不一样。在歌剧院，我什么角色都演，小角色演了不少，还老演反面的小角色。演完《叶甫根尼·奥涅金》后，剧院要排《托斯卡》，我和郑小瑛已经开始音乐作业了，一阵风刮来，洋戏下马，不准排了，争论了好久。“文革”，整个一个耽误。“文革”后，李凌来当过一段时间的团长，他主张老演员不要再跑龙套了，要开音乐会，我最初是参加男声四重唱，李光羲独唱后，我也改独唱了。后来院里排《卡门》，让我担任了声乐指导。那么多年了，一演外国戏就想起我来了。院外，现在只要有人邀请，我就去，当评委，讲大课，上去就唱，几乎每到一地都做这个工作。上礼拜去天津二中，去了就唱，还讲了几句话，我说：现在不是盖几栋大高楼的问题，是人的素质怎么提高的问题，文艺正可以提高人们的素质。老师们跟我说：比我们讲管用。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体育，网球、排球、篮球、足球、乒乓球，什么球都玩，还游泳，现在不行了，只能看电视转播的体育比赛，主要还是听音乐。有闲工夫，就想搞点资料性的东西：曲是怎么作的？背景是什么？词怎么样？不是听过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