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办学，筚路蓝缕

赵梅伯在上海国立音专初任职务时便有两个教育理想，一是将欧洲近现代作品推介给中国，二是推动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发展。1938年12月，赵梅伯指挥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合唱团250人演唱英国近代作曲家高尔的圣乐《圣城》，规模可谓空前。1939年5月4日，他又在上海指挥百人合唱团演唱贝多芬的《C大调弥撒》、凯鲁比尼的《第四弥撒》及舒伯特的《降E大调弥撒》。彼时上海身处孤岛，有如此规模的演出，实为难能可贵。1940年3月10日，上海美军第四海军陆战队在大光明戏院举办演唱会，赵梅伯应邀担任指挥及演出顾问，由他创立的“乐进团”的30位女歌手在他指挥下演唱了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这一年，他还应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之约出任该校声乐教授。这一年，工作范围拓展到合唱指挥的赵梅伯撰写的《合唱指挥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书中，他提出，指挥并非仅靠姿势击拍优美、读谱灵敏，更是要靠对音乐的独到见解来立身。这对中国合唱整体水平的提高具有开创性意义。

赵梅伯著《合唱指挥法》

1941年，应英国广播民主电台（设在上海）之邀，赵梅伯每周通过两档节目，向听众介绍古典音乐，且将中国音乐及音乐家介绍给在华外籍人士。1940年10月，美侨委员会主席闵士德及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发起组织“之江东吴诸校大学联合圣乐团”，亦请赵梅伯担任总监及指挥。与此同时，赵梅伯的个人情感生活终于有了归属。这年，他去青岛避暑，巧遇厦门望族胡莲亭（上海光华大学肄业），两人喜结连理。1942年圣诞节，赵梅伯率学生在新都饭店举办音乐会，收入全部用作上海国立音专的奖学金。不久，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上海国立音专改为汪伪掌控的国立音乐学院。他拒绝了汪伪政府的委任，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西安。在好友胡宗南帮助下，赵梅伯用西安第一中学校舍创办了西北音乐学院。彼时西北音乐教育落后，音乐教师八成未受过正规训练。经短期筹建，西北音乐学院于1943年8月开始招生，学生多从沦陷区逃亡而来，其中包括许多从上海国立音专迁入内地的师生。

西北音乐学院1943年起兴办，1946年因为校舍归还陕西当局，只好停办。但三年里，西安的音乐教育及音乐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该校学生举办的声乐音乐会在语言上涵盖法、意、英、德，在作品时间跨度上涵盖巴洛克到现代新潮，在曲目形式上涵盖神剧、歌剧以及宗教弥撒，顺理成章，该校也被誉为“西北荒漠土地上的一棵音乐萌芽”，其中付出最多者非赵梅伯莫属。离开西安后，赵梅伯与徐悲鸿一道受命前往北平重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9月，艺专开始招生，赵梅伯以自身影响力聘得教授30多位，其工作重心在于中国音乐的推广、中国戏曲及民歌研究，并着眼提高城市音乐艺术素养，创建北平歌咏团，每周在南河沿礼拜堂排练，择期演出。1948年底，华北局势紧张，赵梅伯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同机离开北平，由南京转到上海后，终在1949年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开启长达20年的香港音乐生涯。

外交家陆征祥送给赵梅伯的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