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国际钢琴冠军

李名强，生于上海，祖籍为宁波北仑小港李家，为当地望族。其父李祖彝曾留学德国攻读机械，母亲酷爱京戏。李名强幼时常常收听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得到很好的熏陶。隔壁时常传来钢琴的声音。李名强受其吸引，遂在10岁时向父亲提出要学琴。尽管这个年纪开始学琴严格说来已经有点晚，且当时家族内部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但父母还是持赞同态度，于是给他请了在上海避难的德国犹太人钢琴家威斯勒做老师。没学几个月，老师就因为二战的结束而去了以色列，李名强只好跟另一位犹太女钢琴家帕诺夫斯基学习。不久，女老师也返回了故乡。

帕诺夫斯基在离沪前，把李名强推荐给了另一位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威登堡（1880—1952）。其人大有来头，他是小提琴宗师约阿希姆的学生，曾经在柏林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并在毕业音乐会上破天荒地左右开弓，演出了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和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毕业后，他加入施纳贝尔三重奏团，并与海菲兹、克莱斯勒有私交。李名强跟威登堡学琴时，最初一段时间由父亲李祖彝担任翻译。威登堡去世之后，李名强又找了1935—1948年间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写乐评的钢琴家俞便民学琴（俞也曾经带过傅聪，他与威登堡是至交，故李名强可谓傅聪的同门），这样一直持续到1956年。

李名强与恩师俞便民（左）

这一年，由副院长谭抒真、钢琴系主任范继森及管弦乐系主任陈又新审听，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决定聘请李名强为艺术指导，给学生们弹伴奏。翌年，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李名强代表上海音乐学院北上演出了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杨嘉仁指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团）。随后，经文化部选拔，李名强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上的第三届斯美塔那国际钢琴比赛，荣获第三名。这是李名强第一次出国参赛，所以比赛前，他曾前往沈阳音乐学院跟波兰钢琴家霍诺夫斯卡进修了三个月，并且在布拉格结识了钢琴评委之一、来自苏联的巨匠奥伯林。

很多年后，李名强谈到诸位老师里对他影响最大者，非克拉芙琴科莫属，其人为莫斯科音乐学院四大家之一伊贡诺夫的门生，任教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其细腻优雅的风格特别是音色上的匠心带给中国钢琴家们以诸多滋养，顾圣婴、刘诗昆都受其影响。1957年，克拉芙琴科到中央音乐学院的苏联专家班任教授，李名强被上海音乐学院选中派往北京，到她的班上学习，并且在她的指导下为接下来的罗马尼亚埃奈斯库国际音乐比赛钢琴组赛事做准备。在那次比赛中，李名强获得了冠军，这是新中国钢琴家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中夺魁，意义重大。这一届比赛的评委都是欧洲乐坛的实力派，评委会主席是罗马尼亚指挥巨匠西尔维斯特里，评委由德国学派重要人物、智利人阿劳，法国作曲家和教育家布朗热，法国钢琴家莫妮卡·哈斯等组成，其阵容不亚于1955年傅聪得第三的华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决赛后，评委布朗热亲自到后台向李名强表示祝贺：“我听过很多大钢琴家弹的李斯特b小调奏鸣曲，但是今晚你的演出让我落泪。”

1960年2月，李名强被文化部派往波兰华沙，参加第六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这也是此项久负盛名的赛事在冷战背景下第一次走向真正的国际化（东西交融）。结果，意大利的才俊波利尼夺冠，李名强位居两位苏联选手之后得第四名，为中国人在此项赛事里继傅聪后取得的又一个好成绩。这届赛事的名誉评委会主席是鲁宾斯坦，评委会主席是波兰的杰维茨基教授，副主席是苏联的卡巴列夫斯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涅高兹、苏联钢琴家扎克（第三届冠军）、法国的布朗热、波兰钢琴家马楚任斯基及斯特凡斯卡（第四届冠军）等担任评委。回国后，李名强开始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

“文革”一关，李名强也未能幸免。尽管李名强在各种采访里谈的多是受迫害，专业中断，进“牛棚”，腱鞘炎全靠激素药物“可的松”缓解，但是历史性的污点毕竟无法抹去——据《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4期《傅雷的傲与烈》一文（作者王丹阳）披露：“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来最后的风声鹤唳……23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常去他家听傅聪从波兰寄回来的音乐会唱片。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抄家持续四天三夜，也让义无再辱的傅雷走上绝路。多年后，李名强曾在香港向媒体记者辩解：红卫兵把袖章给他戴上，‘我能不去吗？谁会愿当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