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财富增长理论的简明历史与基本问题
从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的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学已经有250来年的发展历史，财富增长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随着技术进步以及所带来的资源条件变化，财富增长的动力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也带来了经济学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复杂的程度，一般采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财富增长的原因及其动力进行解释，但是并不能够排除可以采用比较简洁的数学方法。本导论拟尝试用简明的方法将200多年来财富增长理论历史进行简明的阐述，探讨其中的基本问题。
一、财富增长理论的历史回顾：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1.历史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者威廉·配第曾经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一判断道出了当时决定国家财富水平的两大因素：劳动与土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系统论述了劳动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的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国家财富增长的途径，并认为劳动分工加深以及资本积累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一国的财富。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采用演绎方法论证了劳动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建立了比较利益学说，并建立了级差地租理论。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位大家斯图雅特·穆勒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财富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系统论述，他将构成财富的商品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商品是因劳动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的商品；第二类商品是因劳动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比例递减的商品，这主要受制于土地边际报酬的递减；第三类商品不因劳动的增加而增加，例如自然界的恩赐。
马克思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已经认识到资本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剩余价值学说解释利润来源，建立了生产价格理论解释了利润率平均化现象，建立了两部类再生产理论，发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需要满足的数量比例关系。马克思认为从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资本的增长和劳动的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财富增长的动力源泉。
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则从需求的角度建立了效用价值理论来解释商品之间价格形成的原因及其变化，边际革命产生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则通过建立线性方程组描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与多种商品之间的数量与价格的平衡关系。这一平衡关系也反映了财富水平主要取决于劳动投入数量、投入的资本品数量以及投入产出效率。
边际革命之后的马歇尔认为决定财富水平的生产要素不仅仅有资本、劳动和土地，而且还应该包括组织这一要素，将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组合和管理的组织决定了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而决定了财富水平。
20世纪经济学家对财富增长的研究围绕着决定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展开。熊彼特先生从创新的角度认识到技术创新和进步是财富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功能。此后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研究财富增长原因层出不穷，并最终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二战之后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利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发现财富增长取决于供给侧的三大主要因素：资本的增长速度和其产出弹性的乘积、劳动的增长速度和其产出弹性的乘积以及主要由技术创新和进步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此后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或资本产出比例，索洛、斯旺等修正了资本产出比例不变的假设，并经卡斯和库普曼斯的系统研究形成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最后以罗默和卢卡斯的研究为基础，经过阿罗、克鲁格曼、琼斯、贝克尔等研究，发展出了以技术创新和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产生了诸如产品种类模型、质量改进模型等典型的新经济增长模型。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增长的动力及其转变主要源于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与技术创新和进步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存在技术创新和进步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将导致要素数量停止增长，特别是资本积累停滞，由此导致经济的停滞。因此技术创新和进步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带动要素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针对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财富增长可以来源于就业结构的转变，即通过资本积累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进而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
2.评价
从财富增长的研究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决定一个国家财富产出水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规模及其增长状况，这些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资本等；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产出财富的能力，即决定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技术，这包括技术本身以及决定生产要素之间关系的组织效率。决定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认识所能够达到的技术水平，能否将既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到极致的社会组织效率也决定了社会财富的产出水平。一般均衡理论所能够证明的就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通过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有效配置，可以在既有的生产要素水平下和既有的技术水平下使财富产出水平达到最大化。
由此来看，社会财富水平的决定除了组织这个因素之外，财富增长的动力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生产要素的增长速度。但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增长又与社会的有效组织密切相关。
为了在既有的生产要素水平下能够实现财富最大化和财富增长动力的最大化，我们还需要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基本经济问题，如社会分工条件下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如何决定、生产要素的收入水平如何决定，这样才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增长以及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些基本问题也决定了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和组织，只有有效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能够实现财富的最大化和财富增长动力的最大化。
遗憾的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经济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其中引发了很多争议问题。例如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理论中有劳动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理论之分歧，决定资本收益和资本来源的理论有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歧。怎样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经济体制的有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争。
二战之后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数学方法十分深奥的一般均衡理论、最优经济增长问题、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等，对经济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的计量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发展和运用了高水平的数学方法，经济学的数学化成为了经济学科学进步的标志。大学教授和研究生特别是一流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沿着这种思维路线在不断拓展经济学的前沿，反而把从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抛给了历史，基本上不进行重新研究。这一历史趋势导致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解决。
基于经济学目前发展的状况以及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状况，我们试图在逻辑简化的基础上梳理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主要是涉及财富增长决定因素中最基本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期对经济历史上的财富增长动力转变的规律有所发现，使人们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有直接的、清晰的认识。
我们首先从财富的价值及其与财富增长动力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展开，然后分别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财富增长动力及其转变问题展开分析，最后做出概括性的总结。
二、财富价值及其与财富增长动力之间的基本问题
所谓财富是指一段时间内社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总和，为了简化，我们把服务也算成商品。研究财富的增长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对财富本身进行度量，由此形成了财富的价值问题。在解决度量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继续分析研究财富增长的动力问题。
1.商品相对价值的决定因素
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与边际革命产生的效用价值理论在解释商品之间价格形成原因的时候，建立了不同的逻辑。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比例来决定；效用价值理论则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了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其实这两种价值理论并不一定矛盾。
我们做出一个最简单的、单一生产要素的线性生产函数模型（简称AL模型）：Q i＝A i×L i，即商品的产出数量Q i，由生产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L i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水平A i决定。在这个生产函数中，生产不同的商品可以有不同的实物劳动生产率，但生产不同商品所使用的劳动没有差别。简单地说，在AL模型中，劳动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不同劳动可以自由地配置到不同商品生产过程中，并且不会因所使用的劳动不同而产生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不同商品的劳动生产率A i完全由当时的技术水平决定。
假设劳动者追求单一目标即收入的最大化，劳动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一定是等量劳动相交换，这样才能够使得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财富达到最大化。因此AL模型下劳动价值论的结论是成立的。
在AL模型下效用价值理论的结论也是成立的。效用价值理论的结论是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取决于商品之间的边际效用，这一结论可以通过调节商品生产的数量来实现。由于任何一种商品在AL模型下都可以等劳动成本生产出来，生产数量变化不会改变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在AL模型下，劳动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理论获得了统一。
2.商品的绝对价值与财富的度量问题
在AL模型下，商品的相对价值可以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但是商品的绝对价值量并没有因此而确定，因为劳动并不是度量财富的绝对标准。如果以劳动作为财富的绝对度量标准，单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增加劳动，则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值量和劳动创造财富的数量就产生了相互背离的关系。当劳动生产率A i提高的时候，AL模型下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减少，同样的劳动量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同样的劳动量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因此劳动价值论只解决了商品之间相对价值的决定问题，并没有解决财富的度量问题。
在AL模型下，如果所有商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都是相同的，这时候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没有发生变化，但同样的劳动数量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商品数量，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劳动创造财富的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比例提高，劳动创造财富的绝对价值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
但遗憾的是不同商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是不相同的，当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不相同的时候，商品之间相对价值会发生变化，这时候我们不能够简单判断出财富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将所有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进行算术平均来求得劳动创造财富能力的提高速度是不可行的，因为不同的商品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重是不相同的。依据不同的商品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来确立权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进行加权平均是一个可取的途径，那只是近似反映了劳动创造财富的增长速度。从严谨逻辑的角度来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同商品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重会发生变化，加权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只能够从整体上反映出某一时期劳动创造财富的增长速度。
从单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由于不同的人所消耗的商品构成是不相同的，因此相对价格变化时，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权重。不同的人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福利总量变化是不相同的，即消费结构不同使得个人福利的增长速度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同。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有结构上的差异时，虽然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一个社会公认的加权增长速度，但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产生个人福利增长上的差别，不会有统一的增长速度。
不同商品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不同在现实中体现为价格指数的变化，是否可以有统一权重的价格指数来衡量和修正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消费物价指数可以有统一的消费比重来确立权重，但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对不同的商品的消费比重不一样，统一的消费物价指数不可能全部反映每个消费者的消费福利变化。这个逻辑类似于证明社会福利函数不存在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中的逻辑。
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由于不同商品在总财富中权重变化，并且不同的商品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不尽相同，由此导致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但某一个确定时期，经过权重修正，我们总可以从整体上揭示出一个时期总体财富的增长状况，加上考虑到这一时期整个劳动的增长状况，由此就能够确定这一个时期相对上一个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状况，由此来反映全社会财富增长状况以及财富增长的动力究竟来源于劳动成长，还是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有非劳动因素参与生产过程时，商品价值的决定与财富增长问题
在AL模型中，劳动是没有差别的，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但是有其他非劳动因素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必要条件改变了劳动生产率时，商品价值决定与财富增长动力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第一，商品价值的决定会发生变化。劳动因素与非劳动因素之间的比例关系会改变劳动生产率。这导致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决定不仅仅取决于劳动，而且还取决于非劳动因素。改变劳动生产率的非劳动因素不仅有数量差别而且还深受其质量的影响。因此有非劳动因素参与的时候，劳动价值论能否成立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财富的分配会发生变化。拥有这些稀缺的非劳动因素的主体将因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直接影响，即对劳动生产财富的能力和效率产生直接影响而应该获得相应的利益，由此产生了相应的利益分配问题。这一利益分配问题显然比AL模型复杂，因为AL模型是一个单要素模型。由于劳动因素和非劳动因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不同生产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劳动效率，非劳动因素特别是资本之间的竞争也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不一定能够相协调。
第三，财富的增长动力也会发生变化。当非劳动因素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时，非劳动因素的多少及其质量高低直接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使得财富增长与之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非劳动因素在财富分配时能够获得自己的利益，进而又改进了非劳动因素的数量和质量，导致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又进一步提高，这一财富增长的动力似乎可以无限延伸下去，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非劳动因素参与财富的生产过程，并且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时，由此带来价值的决定、财富的分配、财富增长动力的变化等问题是现代经济学关于财富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也制约着200多年来的经济学的发展。
三、技术不变时财富的增长
所谓技术不变，是指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数量与产出数量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即投入产出关系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不变时生产要素数量与产出数量并不一定始终保持正比例的关系，如果我们假定它们之间存在正比例的关系，这是为了研究的简便而做出的假设。
1.土豆模型
土豆模型是指一类有资本参与的多要素生产模型，这个模型由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罗默提出。一般情况下，作为投入的资本品与产出的消费品是不一样的商品，但是土豆不一样，土豆既是种子也是最终的食物。将资本品和消费品设为同一种产品，好处在于不需要考虑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关系，从而将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关系进行了简化，由此相对容易地揭示了资本品的作用。
由于不存在价格问题，我们可以将土豆模型简化为以下形式：Q＝f（K，L）。产出是土豆，投入的种子也是土豆，产出土豆（Q）减去投入土豆（K）之后就是剩余土豆产品。剩余产品的数量Q-K除以所投入的劳动力L，就是土豆生产的劳动生产率，L/（Q-K）则是单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
如果土豆模型中投入产出的关系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即：Q＝L+K，那么产出Q的增长严格依赖于所投入的劳动力L和投入种子土豆数量K。由于剩余产品的数量Q-K中大部分用于消费，剩余的一部分可以追加为所投入的土豆种子数量，如果有同等比例的劳动力的增加，土豆的产出水平也会同比例地增加。
一般情况下，剩余产品的数量Q-K远大于所投入的种子数量，产出水平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的增长。当然，如果劳动生产率特别低，剩余产品的数量Q-K全部都要用于消费，甚至连种子本身也用于消费的话，那么下一年的产出水平会相应减少。这种情况只有在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导致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一般情况下的土豆模型，其投入产出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所投入的种子数量和劳动数量就有最优配置问题，以实现产出水平的最大化。
我们可以设：当K＝0时，d f/d K≥0，且二阶导数大于0。当L＝0时，d f/d L≥0，且二阶导数大于0。但是K和L足够大时二阶导数均小于0，这个时候K与L的投入的水平都存在上限。
对于K，如果不考虑时间成本，K的上限为d f/d K＝1，即最后一单位所投入的土豆种子至少能够产出一单位的土豆。如果考虑到资本品的时间价值，K的上限为d f/d K＝（1+r），这个r相当于资本品需要获得的最低利率水平。
对于L，劳动者将追求净劳动收入的最大化，这时候要求净产出的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即要求（Q-K-r K）/L达到最大。这时要求（Q-Kr K）/L对L的导数为0，可得d（Q-K-r K）/d L＝（Q-K-r K）/L。这时劳动投入的边际净产出等于平均净产出。也就是说基于我们对Q与L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找到一个有效的投入L，使得净产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化。净产出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时候（Q-K-r K）/L决定了劳动者工资率为w，w＝（Q-K-r K）/L其实就是劳动的工资率。
这时Q-K-r K＝w L，即Q-K＝w L+r K或者Q＝w L+K+r K。
w L+K实际上是生产Q数量的土豆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
假设我们生产Q数量的土豆可以不受技术本身的限制来改变所投入的劳动L和土豆K，极端的情况下：当K等于0的时候，Q＝w L，这就退化到了AL模型。当L＝0时，Q＝K+rk。
当w、r为常数时，如果Q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产量，这时候L与K表现出相互替代性。
令d Q/d K＝0，有w d L/d K＝-（1+r），d L＝-（1+r）d K/w。
由于K/w相当于将资本品K转化为所包含的劳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物化到资本品中的物化劳动。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所投入的活劳动L与物化劳动K在产出数量不变的时候有相互替代的关系，1单位的物化劳动等于（1+r）倍的活劳动。对于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我们可以获得以下结果：
第一，作为资本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不是单纯的1，受资本时间成本的约束，物化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活劳动创造价值的1+r倍。简单地说，物化为资本的劳动投入以节约更多的活劳动投入为前提。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不能够简单地将它们的数量相加。这一结果与资本论中不变资本仅仅转移自身的价值不创造新价值的逻辑有区别。
第二，在这个土豆模型中，等量资本有等量的利润，等量的劳动有等量的收入。李嘉图体系矛盾不复存在。
第三，即便把对工资的支付也算成资本，也只需要把工资w水平降低到w/（1+r）水平，前面两个判断结果依然成立。
2.受土地约束的土豆模型
土豆模型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如果土地是稀缺的，并且土地与土地之间存在质量差异，这时候将带来完全不相同的结果，地租因此而产生。
当土地之间存在质量差异时，投入到同等面积土地上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是不会相同的。决定投入到土地上资本数量的决策准则与土豆模型并没有差别，即资本K的边际产出率应该为（1+r）。
但是劳动的投入不能够以劳动生产率最大化为准则。首先我们应该可以判断出对不同的土地进行投入的劳动数量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为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等于劳动的平均生产率，而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却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出减去资本和劳动的报酬之后有剩余，这个剩余就构成了地租。地租的高低与土地的肥沃程度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土地的肥沃程度越高，所能够投入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越多并且劳动的平均产出率更高，由此导致的地租水平也更高。
问题是决定劳动报酬的边际生产率又取决于什么因素？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者报酬取决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这个背后又受制于人口增长。如果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劳动力增长有超过劳动者所获得报酬的趋势时，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一定会压低到生存工资水平。生存工资水平决定了土地上所投入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在古典经济学那个时代，为什么劳动者收入水平如此低下？除了劳动生产率背后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下之外，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土地上的边际报酬水平下降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对发达的国家，基本上已经不存在有形的农业地租了。因为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家庭农业而不是租地农业。此外，即使土地作为资产，也许会产生无形的地租隐藏在农场主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之中，这一地租水平也应该是比较低的。原因在于现在农产品的产出水平已经能够充分满足市场中对农产品的需求，土地已经不是稀缺的农业资源，因为农产品已经不再稀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使得土地的产出水平大大提高，土地之间的质量差异也因为技术进步而改变，不再存在显著的质量差异。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土地都实行休耕制，表明土地已经过剩。第二是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农业生产主要采用机械化生产，活劳动投入的数量很少，制约劳动投入的边际准则已经发生变化，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基本相等不再存在显著差距。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得发达国家农业土地的地租基本上消失。
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状况使得农业地租已经基本退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依据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过来的，因此，主流的教科书已经没有了地租理论。
3.两部类模型
土豆模型回避了资本品和最终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简洁的模型。但毕竟一般的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是不一样的。马克思的两部类生产理论将资本品的生产与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加以区别并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形成了两部类再生产理论。这实际上也可以简单地视为一种产品是消费品、另外一种产品是资本品的生产过程。
马克思的两部类生产理论是这样描述的：C表示不变资本且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自己的价值，V表示可变资本且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M是可变资本创造的，由此形成商品的价值M。下标1和2分别表示第1部类的生产资料以及第2部类的消费资料。因此有：
由于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取得平衡的时候有：C 1+C 2＝G 1。
由此可得：C 2＝V 1+M 1。这也是两生产部门之间相互交换必须满足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只有可变资本才创造剩余价值，并且剩余价值率r是统一的。
即M 1＝r×V 1，M 2＝r×V 2。
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M 1/（C 1+V 1）与M 2/（C 2+V 2）将因C与V的比例不同而不同，由此陷入了李嘉图体系矛盾的第2个矛盾。
不过马克思又建立了生产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生产价格将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偏离商品的价值，由此来解决利润率平均化的矛盾。但是这一过程又引发了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生产价格转型问题、对劳动价值论本身质疑的问题。
如同土豆模型，如果我们认识到投入资本品的基本作用在于节约劳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有相互替代的关系并且替代的比例不是1，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两部类再生产理论也不会违背劳动价值理论。
设资本品的使用以节约活劳动为前提，即1单位不变资本的使用相当于（1+r）倍的可变资本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有：
C 1×（1+r）+V 1+M 1＝G 1，即C 1×（1+r）+V 1×（1+r）＝G 1，也即（C 1+V 1）×（1+r）＝G 1。
C 2×（1+r）+V 2+M 2＝G 2，即C 2×（1+r）+V 2×（1+r）＝G 2，也即（C 2+V 2）×（1+r）＝G 2。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之间的劳动价值量也就是商品的生产价格，商品之间的交换按照同量劳动相交换也就是按照生产价格进行交换，李嘉图体系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按照生产价格进行交换，两部类之间的价值平衡和物质平衡关系也很容易实现。
4.多产品模型及一般均衡理论
边际革命时代的瓦尔拉斯曾经采用线性方程组的方法来描述多产品的生产过程，并试图由此证明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有唯一解。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斯拉法著有一本名为《用商品生产商品》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用比较严谨的线性代数方法建立了n种商品的投入产出关系，唯一不可替代的是这些方程组中的是劳动。但是斯拉法并不把商品价格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是认为商品的相对价格取决于所谓标准商品。
斯拉法利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的平衡关系，建立了一个涉及n种商品投入和另一投入要素——劳动的平衡关系，由n个反映生产过程的要素投入数量和产出数量之间的方程，构成了一个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方程组，生产过程投入产出系数决定了生产条件，构成了商品价格决定和利润分配的基础。
在投入产出系数决定的生产条件基础上，要素投入的全部价值及其利润总和应该等于产出商品的价值总和。即：
(A i1×P 1+…+A in×P n)(r+1)+L i×w＝B i×P i(i＝1,2,…,n)
其中A ij是生产i种产品的第j种投入要素，P i是第i种产品的价格，B i是第i种产品的产出数量，w是的工资水平，L i生产第i种产品的劳动数量。
由上述方程组能够反映出商品之间价格的关联性，并且商品价格与工资水平有密切的关系。斯拉法得到了很多具体的结论，其中一个是分配关系式：r＝R×（1-w）。这里r是利润率，R是最高利润率也是纯产品占全部商品投入的比重，w是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份额。按照这一分配关系，当w＝0时，利润率达到最大化；当w＝1时，利润率为零。
其实斯拉法多产品模型本质上与两部类生产模型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产品的种类超过了两种，投入商品和劳动与产出商品之间的生产函数都是呈现出线性比例函数。因此，斯拉法的模型结论与土豆模型、马克思的两部类再生产理论模型有内在的联系。
由r＝R×（1-w），
得：w＝1-r/R＝（R-r）/R。当w＝1时，r＝0。
当r由储蓄的时间偏好决定的时候，如果0＜r＜R，即（R-r）/R为大于零的有限值时，0＜w＜1。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不能够获得其创造的全部价值，资本品将因对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获得一部分剩余产品。这个时候的模型已经退化成为土豆模型，只是产品的种类比土豆模型多而已。
一般均衡理论放宽了对生产函数的要求，在有限的规模经济和凸性生产函数的约束下，一般均衡理论考虑了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性以及需求对商品生产数量的约束，最后由德布勒和阿罗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在一般均衡的状态下，在既定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投入约束下产出水平达到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也达到最大化，这一理论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自由交换和竞争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理论，是当时人类关于社会问题研究上数学应用达到最高水平的理论。引入了时间因素的一般均衡理论也可以有统一的利润率或者利息率。
虽然一般均衡理论在逻辑方法上更具有一般性和先进性，但是其结论与多产品模型是相容的，并没有推翻多产品模型。当然我们要承认，一般均衡理论的结论更加丰富，因为考虑到了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性以及需求对生产数量的制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假定生产函数具有规模经济不变的线性特征，在一定条件下不存在联合生产，劳动是唯一不可替代因素的时候，也可以证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主要由所投入的劳动量决定。这是现代经济学中非替代性定理所论证的结果。
从上述技术不变条件下经济模型的发展来看，当生产要素不存在差异、要素生产率水平相等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将产生确定的价格和商品的数量，也可以形成产出最大化和消费福利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条件。这是技术不变条件下的经济模型所取得的成就。但问题在于财富增长的动力何在？
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同比例增加，产出水平当然也会同比增加。除非某种生产要素，例如土地不能够由产出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土地上的要素边际生产力水平会随着投资增加而降低，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这也是传统农耕文明在技术水平增长方面非常缓慢，产出水平的增长也非常缓慢的原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技术水平不变，要素的平均产出水平也会保持不变，即便是按照资源的有效配置理论，产出水平达到最大情况下的平均产出水平就是资源最优配置下的最高水平。只要技术水平不变，劳动生产率也会保持不变，因此人均收入水平也保持不变。由此可以推断出技术不变条件下，人均产出水平将有保持不变的极大值而无法持续增长。
现代宏观经济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发现，当技术保持不变时，存在一个最优储蓄率，使得人均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最优储蓄率等于储蓄的时间偏好以及劳动力的增长率。根据这一判断可以发现，如果技术停滞，在最优增长条件下，人均最大产出水平及其消费水平也是保持不变的。
根据以上模型的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技术不变条件下的一些基本结论：第一，在投入既定、技术不变条件下，存在最优产出水平，而最优产出水平取决于资源能否达到最优配置、储蓄率是否达到最优。第二，在最优状态下，要素的收入水平也达到了最优，因此技术停滞条件下，要素的收入水平不会增长。第三，总产出水平将随着投入数量的增长而增长，由于资本的增长取决于储蓄率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决定的，劳动力的增长决定了总产出水平的增长。也就是说在技术保持不变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时候，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决定了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如果劳动力停止增长，总产出水平也将停止增长。
四、技术进步条件下财富的增长
专门研究技术创新条件下经济增长问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发展出众多的数理模型，例如AK模型、产品种类模型、质量改进模式等。为了简化其中的逻辑，我们可以从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财富增长的形式、技术进步的来源、技术进步推动财富增长的过程、技术进步的障碍来认识技术进步条件下财富增长理论的思想。
1.技术进步条件下财富增长的表现形式
这些特征包括在投入、产出、资源有效配置、市场效率等诸多方面。
从资本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资本积累速度比劳动增长速度高，由此表现出人均占有资本数量逐步提高。资本积累所带来的人均占有资本数量提高，既是技术进步本身，也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原因在于使用资本的基本前提是资本替代劳动的同时能够节约更多的劳动，也就是说资本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能够替代更多的直接劳动投入。因此，一方面人均占有资本数量增加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人均占有资本数量的增加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不断改进资本技术水平的结果，因为只有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技术相对先进的资本才能够替代更多的劳动。
从劳动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在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这是教育投资形成人力资本的结果，这一投资直接提高了人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人的教育水平和素质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或成本，但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足以弥补投入的资本。例如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其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大大超过教育成本。
从其他自然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提高了一些稀缺自然要素的产出率。例如，农药、化肥以及种子改良技术和农业机械化，这些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结果是人均所占有耕地面积在相对缩小，而人均所占有粮食却相对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不需要耗费过多的劳动，因此，农业劳动占全社会劳动比重逐步下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在1%左右，这是区别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指标；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在10%以上，农业国农业劳动力比重都在50%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恩格尔系数的大小，目前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基本上在0.2以下，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恩格尓系数在0.3以上。
从产出角度来看，技术进步带来的不仅仅是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还表现为产品质量的改进以及产品种类的增加。技术先进国家往往能够制造出种类繁多、技术含量高的现代产品，而传统农业国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具有这种能力。从产品质量角度来看，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所能够制造出来的商品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同类商品的质量要高，特别是对那些质量要求很高的产品、精密程度要求高的产品，比如说电子产品、高纯度的化学品、复杂程度很高的机械产品（例如飞机），往往一般发展中国家不能够制造出来。发达国家之所以是发达国家，是因为通过技术进步不仅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制造出质量水平更高、产品种类更多的商品。
从资源配置状况来看，技术水平先进的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就业率水平，甚至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往往存在较高的失业率，或者存在边缘化的就业人群，其实际产出水平不仅很低，而且就业也不充分。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隐形的失业率也比较高。从单个劳动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劳动者失业率比较低，缺乏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失业率比较高并且就业往往具有不稳定性。
从市场效率或者是社会分工程度的效率来看，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市场分工程度比较高，市场交易的效率也比较高。简单地说，技术进步带来了社会分工程度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市场交易范围的增加；技术进步也带来了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运输成本的降低。反之，技术水平水平落后的国家，社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特别是传统的农业国还带有自给自足的倾向。交易范围狭窄、市场分割也是技术水平落后国家的一大特征。
2.技术进步的三个来源与推动财富增长的途径
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对人的投资、对资本品的投资以及对技术本身的投资来实现。
通过研发投资提高资本品的技术水平，是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工程技术人员通过研发改进生产工具制造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品，普及使用技术含量更高的资本品就实现了技术进步。研发投资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生产工具资本品的技术水平上，也体现在最终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的改进上。
技术进步也体现在劳动者的本身上，通过教育和训练使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得以提高，这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当然，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也许不需要经过外在的教育和训练，因为长期从事一个专业劳动的劳动者，随着时间的积累，其劳动的熟练程度会逐渐提高，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阿罗的干中学模型的基本逻辑。
对技术本身进行投资是产生新技术很重要的途径。例如运输工具的改进和创新，人类的运输工具经历了人力车、畜力车、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等变革，完全是人类进行新技术研发的结果。
技术进步推动财富增长的途径与技术进步的三个来源有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技术进步的三个直接来源可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推动财富增长，但是如果技术进步都要靠每一个主体自身的研发来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那么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就是很低的。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不仅仅在于技术进步的原始创新，更重要的途径在于将通过创新所获得的先进技术进行普及，这是技术创新和进步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技术进步的原创者将所获得的技术制成资本品，然后将其转移到使用者的手中，使用包含这样技术的资本品，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包含先进技术的资本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工具机械、动力机械、控制机械、智能机等阶段。例如早期的工业革命，纺织机械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当代社会有智能化的控制技术、电脑的发明等。这些技术的资本品的普遍使用，极大提高了使用者的劳动生产率。这才是技术创新和进步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形态的表现就是人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不断更新换代。经济指标就表现为人均所占有资本数量在不断增加，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就表现为资本的积累。这是将技术创新和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为了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发达国家已建立起高水平的教育体制，将先进科学技术普及到绝大部分劳动者，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人类通过不断地研发，使技术水平、知识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建立起有效率的教育与专业化的职业训练体系，那么劳动者可以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职业技能，劳动生产率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比较发达国家和相对贫困国家之间的劳动者素质的差异，可以发现国民教育体系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劳动力的素质，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为了提高技术创新的研发效率，发达国家已经演进出效率比较高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专门从事技术创新的研发机构、专门用于科技研发的财政支持体系以及通过市场募集资金来促进研发和产业化的风险投资体系。是否具有比较高水平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志。
3.制约技术创新与进步及其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们可以将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进步及其经济增长的因素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本身的因素，另外一类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和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产生一种技术创新和进步，需要研发投资的规模和效率达到一定的要求，然后才能够达到技术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并不是连续的，只有当研发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够形成明显的技术创新和进步，由此形成了研发投资的阈值，即只有达到一定的投资规模，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干中学或者循序渐进式的技术进步，往往因技术创新进步的潜力耗尽而只能够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新的技术进步需要一定规模的研发投资才能够产生。因此能够克服研发投资的阈值障碍，是技术创新和进步产生的前提。
研发投资规模与研发投资效率也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研发投资的效率足够高，研发投资的阈值障碍相对较小。否则随着研发效率的降低，研发投资阈值障碍扩大。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技术创新，可以大大提高研发投资的效率。这种逻辑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牛顿力学之后才会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生，因为牛顿物理学提供了关于物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以及相关的实验方法，提高了研发投资的效率。
技术创新的研发投资也存在着很大的失败风险，如果研发者缺乏足够的资金实力、不能够承担研发失败的后果，研发行为就不可能产生。研发投资要有足够的承担风险能力，这与研发投资者的资金实力有密切的关系。借助于金融体系对研发投资行为进行融资和投资可以提高研发投资者抵抗失败风险的能力，提高研发投资的规模和积极性。
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投资是在知识的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技术创新会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现象，并且形成相应的技术进步轨迹。技术创新研究者应该在继承现有的知识基础上来进行研发。路径依赖可以提高研发投资的成功率。当然不排除新技术革命走出一条新的技术路线，这其中风险相对较大，但是一旦成功意味着技术上的革命，会极大地推进社会生产力的水平。
利用技术创新和进步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可以从技术创新和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认识其中的制约因素。
第一大制约因素应该是物质资本的积累。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存在所谓的贫困障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群或者社会处于极端贫困状况，其收入除了用于消费之外没有什么剩余，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积累出物质资本的。我们已经提出投资是把新的技术进行扩散的必要途径之一。贫困的陷阱意味着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来推动新技术的运用，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这条路径不具有可行性。
第二大制约因素应该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类新技术发展背后需要人的知识进步，因为使用新技术的人需要更高的知识水平。但是积累出人力资本也需要教育投资。制约教育投资的第一大因素应该是资本积累能力，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什么积累能力也不可能对人进行投资，贫困的陷阱因此而产生。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要认识到对人投资的重要性，特别是如果个人和家庭受制于积累能力不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候，应该由社会特别是国家来进行投资。普及性、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和效率的重要途径。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积累状况来看，普及性的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因为经过系统的大学职业知识培训和技能训练的劳动者成为这个社会劳动者主体的时候，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三大制约因素应该是社会意识或者是体制因素。新的技术运用不仅受制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还受制于社会意识的发展。因为能否运用一项新技术的前提是社会能够接受这样的技术。如果基于社会伦理或者是传统意识，社会排斥新技术的运用，那么这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技术也不能够被普及使用。中国过去曾经在新的铁路建设时遇到过所谓的龙脉问题，使得铁路建设过程一波三折。中国现在也遇到了转基因食品中的安全问题，使得中国的转基因技术不能够普遍运用。这些事例说明了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意识障碍。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的产权意识特别是知识产权意识对于技术创新和进步及其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法律环境，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社会制度条件。如果不能够有效保护新技术的知识产权，新的技术就难以产生。现代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专业化的知识，例如商品的品牌，如果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法律保护环境，新技术的运用就会受到阻碍。
五、财富动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动力的转变
通过上面对技术不变和技术变化情况下财富增长途径的研究，我们应该能够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决定劳动生产率因素的增长。
1.财富增长动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个国家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受制于人口的增长。早期的经济学把人口问题视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人口原理下人口增长有超过财富增长的趋势，使得劳动者只能够获得生存工资水平。这一判断只是那个时代暂时的一个判断，产生这样的判断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条件。从人口增长以及相应的劳动力增长历史进程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虽然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但是相对于财富的增长还是要明显低一些，因此人均财富随着经济发展在逐步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在逐步上升，并且超过了生存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现代经济学虽然对人口问题也做经济学研究，但人口增长以及相关的劳动力增长一般视为财富增长的一个外生变量，劳动力的增长会影响财富增长速度但一般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单纯劳动力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增长，一般不会提高劳动者所占有的财富数量，也就是说从人均财富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并不起多大的作用，除非劳动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有所上升。
决定财富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涉及这方面的因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资本。随着经济增长，人们不断积累资本，并且资本的增长速度一般会超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其中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大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劳动力人均占有资本数量不断提高，这使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其中缘由前面我们在基础研究中已经表明资本的使用以能够节约更多的劳动为前提，人均占有资本数量的增加，使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是最主要的因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资本积累推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因为资本是可以进行统一计量和累加的，我们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对资本积累的状况及其增长，有详细的统计数据，这使得研究者能够清晰地知道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其背后的规律。资本积累背后实际上是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但是社会分工程度是很难统计的指标，因此我们很难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其如何促进和影响经济发展做出定量的实证研究。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资本积累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涉及资本因素的、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是归因于资本积累而已。
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不仅仅有资本，而且还有其他因素。20世纪50年代，索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背后的决定因素，除了资本和劳动之外，还有剩下的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也可以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也在增长，由此揭示出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财富增长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增长状况，以及人们通过研发提高技术水平即通过积累技术资本来提高要素生产率所带来的结果。当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与经济体制的效率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简单认为，决定财富增长的主要三大因素：劳动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因素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完全的独立性。
因为抛弃了人口原理，实际上我们就是认为劳动力增长主要受制于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并不直接受制于财富的增长，因此在现代经济学里面劳动力的增长是相对独立的因素，劳动力的增长与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资本积累本身不一定是独立的因素。资本积累是逐年进行储蓄导致的结果，资本积累的存量多少主要受制于历年的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也受制于固定资产折旧状况。如果设定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折旧率保持不变，我们很容易证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是等于经济增长率的。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正比例的关系，才使人们认识到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也反映出它们之间有自相关的特性。
由于经济增长率又受制于非资本积累的因素，例如劳动力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就使得资本积累率与劳动力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是正相关的关系，即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越高，资本积累速度也会随之提高。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动因素，受制于决定经济增长的其他两个变量及劳动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决定资本积累速度的，还有另外一个独立的因素，那就是储蓄率。资本积累形成的储蓄占整个国家产出水平的比重构成了储蓄率。但是储蓄率的变化是很缓慢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简单地说，储蓄率一般在20%～40%之间。也就是说储蓄率的相对变化率即使从20%上升到40%，最大也不过就是100%，而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上十年。并且储蓄率的变化只能够影响当年的资本积累，不能够影响以往的资本积累状况，因此储蓄率的变化所带来的资本积累速度的变化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变化要明显小一些。如果储蓄率在15年的期间上升100%，储蓄率的变化所带来的资本增长速度的变化不会超过5%。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储蓄率有一个逐步上升的阶段，到2008年储蓄率达到最高水平47%，相对于1978年的储蓄率，30年储蓄率只上升了20个百分点，简单估算一下储蓄率的变化所带来的资本增长变化每年不到0.7个百分点，对资本积累增长速度影响大约为2个百分点。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他资本积累会影响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原因在于资本积累不仅仅是固定资产的积累，而且还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研发投资形成的技术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积累将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由此也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对资本积累产生积极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积累的方向即用于固定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资本积累的效率及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将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如果资本积累的效率足够高，通过各种资本积累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将形成良性的、正反馈的经济循环与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财富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
所谓财富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指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其相对重要性在发生变化，即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及其效果因经济增长本身所带来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依据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来认识财富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因为新技术的产生、普及，推动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新技术的产生、普及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产生新的技术，而这些技术一定是通过研发投资而产生的，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纺织机械技术、蒸汽机动力技术、铁路运输技术等。在这些技术逐渐普及使用的过程中，投资起了确定性的作用。基于新技术的投资，实际上是把新技术制造成作为生产工具的资本品，投资者购买了这些资本品，然后雇佣劳动者去生产最终产品，由此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财富水平。
人类最早认识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是物质资本投资。因为早期的技术研发投资规模相对比较小，当时技术水平也比较低，研发投资成功概率也比较高。这就使得人们忽略了研发投资的重要性。因此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最开始是物质资本投资，而物质资本投资背后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储蓄。储蓄率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甚至还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于贫困的陷阱，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储蓄率太低。
随着物质资本投资的不断增长，现有的技术不断普及，但现有的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也会到极限，使得投资的收益率下降，这个时候新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依赖新的物质资本投资，而新的物质资本投资又依赖于新的技术。新技术研发的投资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在新技术不断发展、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新技术的投资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研发投资比重就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界标志之一。在这个时候，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研发投资的比重以及相应的研发投资效率。国家创新体系问题的提出就是这一历史进程导致的结果。
研发投资的规模和效率又取决于从事研发投资的人的素质以及数量。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越来越重要。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进程来看，发达国家不仅有高水平的普及性基础教育，而且还形成了高水平的普及性高等教育。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充沛的研发人才，同时也为高技术的普及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规模和速度。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主要的动力首先是物质资本投资的增长，特别是在储蓄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的增长速度会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物质资本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比可能达到50%以上。但是随着研发投资规模的扩大、教育投资规模的扩大，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逐步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比重逐步上升，现代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比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所带来的占比，由此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由此发生，即由物质资本投资作为最主要的动力，转变为技术进步所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这是一般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程。
在现代经济中，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比是比较小的。因为发达国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低，除了少数移民国家例如美国，可能因为移民带来低水平的劳动力增长，使之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占比很小的因素。其他的欧洲国家以及日本这一因素在经济增长的作用甚至为负，因为总劳动人口在降低。西方在早期工业革命的城市化阶段，例如圈地运动所带来的城市劳动力的增长曾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历史了。
在现代经济中，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于后来走上发展之路的发展中国家，动力结构的转变可能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一般是农业国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但是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国家在逐步运用这些新技术的时候，会发现农业领域存在大量过剩的低效率农业劳动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会逐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模型的核心思想。
一些国家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使得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增长达到2%～3%的水平，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占比可以达到40%的水平，成为仅次于资本积累的动力。不过这种劳动力的增长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完毕而消失。一旦完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个国家也一般成为了发达国家。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其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大致是这么演变的：开始阶段物质资本积累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有效劳动力的增长，最后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成为发达国家的时候，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逐步上升为第一比重，资本积累成为第二，劳动力的因素成为最次要的因素。不过在这一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因素首先要超越劳动力因素，然后再超越资本因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技术进步逐步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过程中，对人进行教育投资、对技术进行的研发投资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投资，这种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最终超越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对人投资和对技术投资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超越了物质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速度。
3.影响财富增长的其他因素与财富增长动力之间的关系
财富增长的动力结构转变过程中主要是以供给因素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经济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经济过程是一个再循环的过程，供给产生的财富一定要通过需求才能够实现它的价值，因此需求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到财富的增长。例如需求通过影响产品价值的实现，进而影响到资本的收益率，由此影响资本的增长。需求也可以通过影响就业，进而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影响到财富的增长速度。
一些学者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已经发现以下重要因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影响：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的对外开放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等。
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能够提高资本和劳动的效率。简单地说，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来促进财富增长的，这是决定财富增长的体制因素。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使中国加入到国际分工中，能够有效利用国外技术、管理和资本资源，通过国际分工也可以使得自己的竞争优势能够发挥到极致，使得中国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提升市场需求规模。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实际上提高了中国生产要素的效率及其数量。例如引进国外资本可以提升中国的资本增长速度；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可以直接提高中国的生产要素效率；扩大出口就直接提高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对外开放的举措也是通过影响供给侧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效率来促进中国财富的增长。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决定财富增长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但是最基础的因素是生产要素的数量及其效率，经济体系中其他因素都是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数量及其效率来影响财富的增长。
六、结论
财富是社会经济活动所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对财富增长原因，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认识：
（1）通过对财富基本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主要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其他因素，例如土地、资本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因此，土地和资本也会产生收入如地租和利润。
（2）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财富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增长，特别是劳动力的增长。土地因为受资源条件的限制总量是已定的，农耕文明下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形成更多可使用的土地。资本的基本作用在于节约劳动，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所能够节约的劳动将达到极限，这限制了资本增长以及所带来的财富增长。
（3）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财富增长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所带来的人均占有资本数量的增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通过研发投资使得技术水平的提高。
（4）由于资本积累增长的速度受制于财富增长的速度，而财富的增长速度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通过提升财富增长速度，进而提升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这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成为决定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
（5）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来看，物质资本积累速度是早期工业革命财富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是随着物质资本积累越来越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逐步成为了财富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6）在发展中国家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生产率水平更高的第二、三产业中，这一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