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湖南经济技术创新加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研究
湖南省智库专项课题名称：湖南省技术创新加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研究
项目批准文号：湘社科办〔2018〕9号
立项编号：18ZWC16
摘要：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的湖南经济在最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比较快，投资的增长速度回落比较快、总劳动力停止增长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目前湖南经济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滞后于全国5年左右的时间。滞后的直接原因在于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湖南省农村劳动力的比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
导致湖南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的资金投入规模和人员投入规模、产业化规模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研发效率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导致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相对滞后的原因。近年湖南省高素质劳动力流出也导致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低于全国水平。
为了加速湖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有效对策：
第一，提升技术创新研发投资强度与效率，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为此应该成立较大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采用专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提高其运作效率，由此来带动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转移，加速就业结构转换。为此应该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有效培训以提高其专业化水平，通过制度改革使转移劳动力能够享受到城市居民的一切福利，并使得其农村财产权利得以保障，使其能够在城市终身就业。
第三，采取全面提升要素生产力水平综合对策，以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技术水平和收益率的水平，由此带动存量生产要素的增长。为此应该从技术创新和进步的角度来加速国有企业的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进步。
（正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一个高收入水平的发达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作为中部地区的湖南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湖南经济发展应该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代化进程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有必要对湖南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做出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加速湖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
一、湖南经济发展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
我们可以先从最近40年湖南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湖南经济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来揭示湖南经济发展的现状，然后对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要求来评估湖南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
1.湖南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呈现倒U形（见附表1），目前湖南经济发展的速度有逐步下行的趋势。
附表1 湖南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湖南经济获得了约8%的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平均增长速度上升到9.59%，2000—2014年这15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达到11.6%。从2015年开始，湖南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行，2019年经济增长率为7.6%，这一增长速度大大低于过去长期平均增长速度。
2.湖南经济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我们以最近20年的数据来比较湖南经济发展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见附表2）。
附表2 湖南及全国平均水平的GDP增长速度
尽管2000年以来湖南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从湖南经济占全国的比重来看，2019年湖南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4.01%，仅仅比2010年这一比重3.89%增长了0.12%。近10年湖南经济总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几乎没有增长。附表3是湖南经济总量的占比变化状况。
附表3 湖南省经济总量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变化
我们再来比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变化。从人均水平来看，2019年湖南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7 540元，大约为当年全国70 892元水平的81.1%；2010年湖南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4 719元，大约为当年全国30 808元水平的80%。也就是说2010年以来，湖南省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几乎没有增长。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经济结构也随之变化。湖南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在最近十年没有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经济结构转变的速度则大大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就业结构的转换速度来看，湖南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速度要远低于全国水平。2000—2019年，全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占比从50%下降到25.1%，这意味着约有一半的农业就业人员转移到第二、三产业。而同期湖南省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占比则从59.3%下降到38.4%，下降速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使得2019年湖南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占比38.4%是全国平均水平25.1%的1.53倍。
2019年湖南省第一、二、三产业产出占比分别为9.2%、37.6%、53.2%，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7.04%、39.69%、53.27%。湖南省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对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转换状况，可以发现湖南的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对湖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的评估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世界银行发现，很少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即许多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其收入水平始终无法达到高收入水平的下限，长时间停留在中等收入状态，似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2018年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 006～12 235美元之间的国家，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10 000美元，按照未来平均5%的经济增长率来推算，中国经济大约在2025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发展中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可以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驱动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发展动力最终不可持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过于依赖资本积累、投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因资本的边际效应递减而不可持续；第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水平较低，无法对抗资本边际效应递减的作用；第三，技术进步率较低的原因在于研发投资的比重较低、研发投资的效率较低；第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般都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较高，或者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无法找到有效工作。
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差别，可以有以下发现：第一，所有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都下降到10%以下，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能否下降到10%是能否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关键点，理由在于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力比重必须下降到10%以下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种表现，这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和进步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达国家研发投资比重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素质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这都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保证。发达国家一般完成了大学的普及教育、大学的毛入学率超过60%，劳动力中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的人数一般超过50%，而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大学毛入学率也已经达到50%左右的水平。
2019年湖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8 000美元，距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增长50%以上。从就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湖南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38.4%，要将农村劳动力的比重降低到10%以下，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湖南技术进步与创新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湖南省研发投资的比重、研发人员投入的比重、研发效率都处于落后的状况。尽管过去20年，湖南经济发展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但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湖南省经济主要依赖于传统农业，工业化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较低，由此，导致2019年湖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大约只相当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80.1%。
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点角度来看，如果未来湖南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以未来年均5%的增长率计算，湖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将比全国平均水平滞后约5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中，湖南将拖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后腿。
在湖南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有必要深入研究湖南经济发展的动力的变化状况，研究导致湖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相对滞后的原因和障碍，寻找到有效提高湖南经济发展动力及效率的对策，来加速湖南经济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
二、湖南经济发展三大动力的变化
经济发展的动力无非是两个方面：生产要素的增长与生产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简单地可以区分为资本和劳动，反映生产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则是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无非是三大动力：资本积累、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1.湖南省存量资本增长速度的变化
资本的作用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存量的资本增长来源于储蓄和投资增长，存量资本的规模决定了人均占有资本的数量和相应的技术水平，由此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水平。通过计算湖南省每年的资本形成并考虑折旧率和通货膨胀率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计算出湖南省存量资本的变化状况（见附表4）。
附表4 湖南省存量资本增长速度
附表4采用了适当的方法来计算湖南省存量资本的增长状况，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省存量资本的增长速度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倒U形：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逐步上升，到2010—2014年阶段，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高达26.12%，这个速度接近1990—1999年这个时间段存量资本增长速度的两倍。但是从2015年开始，存量资本的增长速度显著下降，2019年存量资本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14.68%。
存量资本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储蓄率的变化状况。湖南存量资本的增长速度之所以呈现倒U形，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形成率的变化呈现倒U形，二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也呈现出基本相同的形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的资本形成率逐步上升，从1980年的20.87%，上升至2012年最高的53.2%，这一时期资本形成率的上升提升了湖南省存量资本的增长速度；2013年之后，湖南省的资本形成率逐步下降。湖南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上升，到2007年上升到最高点15.1%，随后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也呈现倒U形。尽管湖南省资本形成率的高点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高点在时点上不一致，但是两者叠加的结果导致了湖南省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呈现倒U形的变化。
2.湖南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变化
推动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因素不仅仅是总劳动力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增长，这是工业化进程中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由附表5可知，推动湖南经济发展的总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呈现出逐步降低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总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约3%，20世纪90年代下降到1.54%，21世纪前10年增长速度下降到0.89%。2010—2014年，总劳动力的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仅为0.55%。从2015年开始总就业人数逐步下降，湖南经济的发展失去了总劳动人数的增长动力。由于总就业人数的变化主要受制于生育状况即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因此，目前湖南省总就业人数的下降趋势是不可能在短时间逆转。
附表5 湖南省总就业人数的变化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人数变化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从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人数的变化来看，其变化趋势与湖南省总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20世纪80年代开始第二、三产业人数迅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高达4.88%，明显高于同期湖南省总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1.54%。2000—2009年湖南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也高达3.68%，明显高于同期总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0.89%。2010—2014年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比前期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增长速度仅为1.31%，但比同期总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0.55%高。但是自2015年以来，湖南省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使得第二、三产业的增长失去了劳动增长因素的作用。由于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主要受制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因此，最近5年湖南省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下降趋势有可能通过政策措施来加以改变，这一点与总劳动力就业人数下降趋势不可改变有很大的区别。
3.湖南经济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需要先确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不同时期资本和劳动的实际产出弹性会因技术创新和进步的速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采用计量方法一般测量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是一个时期平均值的最优估计值，采用平均值来计算余值增长率来表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实际上已经把技术创新和进步对产出弹性的作用也通过余值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下面我们采用关于湖南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的计量结果：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29，劳动力产出弹性为0.71，由此来计算余值增长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见附表6）。
附表6 湖南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从上述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湖南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20世纪90年代余值增长率有4.5%，2000—2009年有5.26%，但是到2010—2016年余值增长率下降到3%左右的水平，而到2017—2019年，余值增长率又有所上升。
如果我们用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人数来测量余值增长率，由此得到的余值增长率是排除了劳动力结构的优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率，因此，这一个余值增长率比前一余值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将前一个余值增长率减去后一个余值增长率，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是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这一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为2.37%，2000—2009年为1.98%。但2010年以来这一增长率下降到1%以下，说明早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劳动力结构优化，由此产生的技术进步曾经是湖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最近10年，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降低，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人数增长缓慢甚至下降，湖南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大大下降。
4.湖南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变化
根据前面所计算的资本增长状况、总劳动力增长状况与劳动力结构转变状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以及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我们可以计算出推动湖南经济发展三大动力所做出的贡献份额（见附表7）。
附表7 推动湖南经济发展动力因素所贡献的份额
从附表7中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存量资本增长因素始终是导致湖南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直到2019年其贡献份额还高达56%。
总劳动力增长这一因素所贡献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特别是2015年以来这个因素已经成为负面因素。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余值增长率，始终是湖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说明改革开放、技术创新和进步极大地提高了湖南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因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所带来的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增长因素在改革开放前30年，是推动湖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在2010年之后失去了作用，甚至变为了负面因素。
虽然从贡献份额的角度来看资本的增长因素作用很大，但是2014年以来资本的增长速度逐步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因为湖南的资本积累率已经很高，不可能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来持续提高资本增长速度。此外资本增长速度也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理论上可以推断出当储蓄率保持不变时，存量资本的增长速度趋向于等于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可以断定目前湖南存量资本的增长速度会逐步下降，资本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也会逐步下降，尽管其相对份额可能还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由于总劳动力人数的下降以及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人数下降，湖南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因此下降。
通过分析推动湖南经济发展动力因素及其贡献份额，对湖南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的变化和前景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第一，目前资本因素和总劳动力因素作为推动湖南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在逐步减弱，并且基本上不可改变这一趋势。第二，能够有效提升湖南经济发展动力的只能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三个途径：一是通过改革开放和技术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通过优化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即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来提升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人数和比重，使其都有所上升，进而来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通过提升劳动力的素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三、湖南经济滞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由于2019年以人均GDP计算湖南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1%，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全国发展水平，导致湖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明显滞后于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深入研究湖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经济结构的转变、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变化、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状况等几个方面来比较湖南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此来揭示湖南经济滞后于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1.湖南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变所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见附表8），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会逐渐下降，发达国家这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都下降到5%以下；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会逐渐上升，其中第二产业比重逐渐上升的过程也称之为工业化进程。我们可以从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以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中发现湖南经济在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附表8 湖南产业结构的转变状况
湖南第一产业比重由1980年42.3%下降到2019年的9.17%，第一产业产出比重之所以持续下降，原因在于40多年来湖南第一产业产出增长速度基本上小于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这是由于农业产出增长受制于自然条件且技术进步速度缓慢，以及第一产业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受制于需求增长速度所致。农业产出比重还受制于价格水平的变化，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较低，其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一般会超过同期第二、三产业的产品价格上涨幅度，2019年湖南第一产业的比重比2018年有所上升，就是价格水平变化的结果。从湖南第一产业比重的变化速度角度来看，2010年以来，特别是2015年以来第一产业产出比重的下降速度明显低于前期，说明这一时期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缓慢导致价格水平相对上升，并且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相对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没有前期大，这些是导致第一产业产出比重下降速度降低的原因。
湖南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呈现倒U形，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计划经济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湖南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比较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湖南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这一工业化进程到2011年达到了47%的较高水平。自此之后，湖南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湖南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有一段快速持续增长的阶段，这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抑制商业发展，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结果。最近20年，湖南第三产业比重也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且在2015年成为产出比重最大的产业，开始表现为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第三产业比重在工业化进程的后期之所以逐渐超过了第二产业，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较缓，需求增长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进入这个行业；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结果，即一部分具有服务功能的经济行为从制造业分离出来形成了新的生产性服务业。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角度来看，湖南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与全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湖南与全国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差异，就会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全国水平的第二产业占比达到高点47.6%（2006年）的时间早于湖南约5年，湖南省第二产业比重滞后于2011年达到47.0%的最高水平。
第二，2019年湖南省第二产业占比37.6%比全国平均水平的第二产业占比39.69%有2个百分点的差距，原因是湖南省近几年第二产业占比下降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两个数据说明湖南省工业化进程和高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湖南就业结构转变中存在的问题
与产业结构变化相伴随的是就业结构的转变（见附表9），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有互为因果的关系。
附表9 湖南省就业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保持着持续下降的趋势，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了第二、三产业。湖南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在经历了持续上升的一个阶段之后，在2012年达到高点，之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这与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持续上升是基本一致的。湖南就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存在着显著的问题：
第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下降进程明显慢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导致2019年湖南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达38.4%，是该年全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25.1%的1.53倍，表明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化进程明显小于产出结构，湖南第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二、三产业。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不得不通过兼业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收入，湖南农村居民的劳务性收入比重高达40%，说明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不够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这是湖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
湖南就业结构状况所存在的问题说明，湖南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和艰巨任务，另外也说明湖南省有借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来快速提升第二、三产业增长速度的潜力。
3.湖南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因素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前面在研究湖南经济发展动力的时候，已经总结了湖南省劳动力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变化状况，下面我们从湖南省劳动力人数占全国的比重、湖南教育发展状况与全国的比较、湖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与全国的比较等几个方面，来发现湖南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因素所存在的问题。
（1）湖南省三大产业劳动力人数占全国的比重的变化（见附表10）
我们用湖南三大产业劳动力的人数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来揭示湖南劳动力结构的转变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所处的状况。
附表10 湖南省三大产业劳动力人数占全国比重的变化
从附表10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1990—2014年，湖南省总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保持着温和的上升趋势，表明湖南省总劳动力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自2015年以来，湖南总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重逐步下降，这一阶段是全国及湖南省总劳动力人数开始降低的阶段，表明湖南总劳动力减少的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差异；二是湖南劳动力有净流出至省外就业的趋势，使得湖南省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逐步下降。
由于湖南省计划生育政策与全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致的，可以基本排除这一方面的原因，所以导致湖南省总就业人数比重下降的原因只能是劳动力的净流出。
从湖南省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国的比重来看，2010年之前这个比重逐步下降，说明湖南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2010年以后，湖南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在全国的比重有所上升，表明这一阶段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湖南第二产业劳动力在全国的比重始终较低，特别是2010年以来这一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表明湖南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的数量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制约了湖南的工业化进程，也导致目前湖南省第二产业的产出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湖南省第三产业劳动力在全国的比重始终小于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尽管2010年以前，湖南第三产业劳动力占全国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到2010年之后这一比重却是下降的趋势。
从上述湖南省三大产业劳动力在全国的比重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湖南省总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重在最近5年有所下降，存在着劳动力净流出现象，这不利于提升湖南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比重。
第二，从湖南省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较高以及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占全国的比重低于总劳动力的比重，可以发现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由此导致湖南省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增长速度缓慢，抑制了湖南省的工业化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也是湖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全国水平的原因。
（2）湖南教育发展状况与全国的比较
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发展往往决定了本地区劳动力的素质状况，这将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直接影响。我们以各类受教育毕业人数在全国的比重（见附表11），来比较湖南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
附表11 湖南各类受教育毕业人数占全国的比重
根据附表11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判断：从湖南初等教育毕业人数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2019年这一比重超过了总劳动力人数比重，表明湖南省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中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基本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省的大学教育发展水平也基本上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同步。从质量角度来看，如果以高考录取线的高低作为标准，湖南的基础教育质量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湖南省研究生教育毕业人数占全国的比重来看，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湖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水平较低，这一比重低于湖南省总劳动力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也明显低于大学教育毕业人数的占比；第二，2010年之前研究生毕业人数占比有所上升，但是2014年之后这一占比又有所下降，表明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在最近5～10年规模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综合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湖南的教育水平主要是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水平发展明显滞后。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具有科研能力人才的高层次教育，一个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不足，如果不能够有效吸引外地培养的研究生来本省工作，将导致本省研发人员的来源不足和研发人员的投入不足，进一步导致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能力不足。
（3）湖南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人员与全国的比较
由于一个地区劳动力素质的状况不仅取决于本地的教育水平，还与劳动力的流动有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全国水平的比较可以发现经过劳动力流动之后本地区劳动力素质的实际状况。由于全国基本上普及了高中阶段的教育，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影响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在全国的分布，因此，我们用受过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重来表示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对经过劳动力流动之后本地区专业技术人员比重的实际状况进行比较（见附表12）。
附表12 湖南及全国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水平的比重
虽然湖南省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重在逐步上升，但是全国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比重上升的速度更快。由附表12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湖南省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重明显低于全国水平，目前湖南省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需要加速增长15%之后才能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二是湖南省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比重的上升速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在2011—2015年这一比例基本上没有多少差距，差距的形成主要是2015年之后的事情。
2015年以来，由于湖南省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占全国的比重基本上变化不大，并且与湖南省总劳动力所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相当，结合2015年以来湖南省总就业人数的下降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状况，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2015年以来，湖南省的大学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的净流出，即跨省就业的湖南省大学毕业生超过了外地毕业来湘就业的大学生人数。只有这种情况才能够导致湖南省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重上升速度缓慢，并拉大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我们以湖南省工业企业研发人员的数量占比来反映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的状况（见附表13）。
附表13 湖南省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占全国的比重
从湖南省工业企业研发人员投入的全时当量在全国的比例变化来看，2010年以来这一比重虽有所上升，但是2019年这一比重（3.39%）的绝对水平明显低于当年湖南省总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4.73%），这表明湖南省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1.6%。这一数据反映了湖南省研发投资中的研发人员数量相对不足，由此也说明湖南省工业企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相对不足。
4.湖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与进步方面存在的问题
尽管湖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较高，但这个主要是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原因在于湖南的投资率比较高，投资的增长速度比较高，这是承接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结果。从一些产业指标来看，湖南的技术创新和进步状况并不乐观。附表14是湖南省2014—2017年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状况。
附表14 湖南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从附表14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2014—2017年期间，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仅仅在2.46%～2.78%的水平，明显低于湖南省GDP占全国比重4%的水平，由此说明湖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反映技术创新和进步状况的重要数据是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状况，我们可以将全国与湖南省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状况做比较（见附表15）。
附表15 全国与湖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状况
从附表15中的数据可以发现，2015年以来，湖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相对于全国水平而言，其比重正在逐步下降。这一状况说明湖南省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湖南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销售净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水平（见附表16）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也说明湖南省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较低。
附表16 大中型工业企业销售净利润率及资产收益率水平
经过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湖南经济之所以滞后于全国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湖南省就业结构的转换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导致湖南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程落后于全国。
第二，最近5年湖南省存在劳动力净流出现象，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净流出，导致湖南省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重上升速度缓慢并拉大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研究生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湖南工业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三，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的比重，明显低于湖南省GDP占全国的比重，湖南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销售净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说明湖南省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较低。
四、湖南经济滞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
经过前面对湖南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已经发现湖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滞后表现出来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就业结构的转换迟缓；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和专业技术人员所占的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湖南的技术创新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形成这三个问题的原因及其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
经过研究，我们有以下两个判断，一个判断是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是导致湖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滞后于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另一个判断是湖南研发投资的比重较低、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湖南经济滞后于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1.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是湖南滞后于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
比较湖南省就业结构的变化与全国就业结构的变化，最近10年湖南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下降速度，明显慢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19年，湖南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还高达38.4%，比同一时期全国平均水平25.1%，高13.3%。
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2019年湖南省在全部劳动力比重的38.4%的农业劳动力，仅仅获得9.2%的农业产出水平；相对于61.6%的非农业劳动力所获得的非农业产出水平90.8%，相对劳动生产率有5倍的差距。考虑到湖南农村劳动力具有兼业特征，其非农业的劳务性收入比重大约为50%，即便如此，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也仅仅为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33.3%～50%。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得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也存在显著差异，2019年湖南省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2.59倍。
从附表17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2019年湖南省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为39 842元，同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为42 359元，湖南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全国水平的94.06%。2019年，湖南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6.1%。两个社会群体收入直接比较所产生的差距均小于6%，这个差距远小于湖南人均GDP距离全国水平19%的差距，产生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只能是两个群体的数量比重存在显著差距。
附表17 湖南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人
由于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差距就成为产生人均GDP差距的主要原因。2019年湖南省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为38.4%，远高于25.1%的全国平均水平。如果将2019年湖南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降低至全国平均水平，即由38.4%降低至25.1%，即有13.3%劳动力将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1～2倍，仅仅以这部分劳动力的产出水平提高1.5倍来进行计算，可以使湖南省总产出水平提高约20%，由此可见湖南省人均产出水平距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大部分可以用湖南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过高来解释。
剩余的小部分差距则是由于湖南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相应的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距所致。例如2019年湖南省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为39 842元，同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为42 359元，存在约6%的差距。由此说明湖南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全国水平存在相应的差距。
根据前面的计算和推理，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是导致湖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的原因，也是湖南滞后于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
2.湖南研发投资的比重较低、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湖南经济滞后于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对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证：湖南研发投资规模与研发投资的效率状况，湖南研发状况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湖南研发状况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1）湖南研发投资投入不足的状况与湖南研发投资的效率相对较低
我们可以从研发投资的资金规模或人力资源规模以及产出水平，来推断湖南省技术创新能力较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的原因。附表18是湖南省与全国研发投资所涉及的人员规模和人员全时当量的对比。
附表18 湖南与全国R&D投入状况
续表
从附表18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湖南研发人员的投入规模明显比全国平均水平小。尽管湖南省研发人员的投入规模仅仅小于经济总量占比的10%，但是研发人员的全时当量明显低于经济总量的占比，差距近20%。这说明湖南省研发人员投入的比重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表明湖南研发投资的人员规模及其专业化程度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以研发投资内部支出占全国的比重来看，湖南省研发投资的规模占比没有达到湖南省占全国的经济规模的占比，仅仅为经济规模占比的85%。
如果不考虑研发投资效率之间的差别，那么研发投资的规模状况就直接决定了研发的产出状况，这可以通过产出水平或要素收入水平来反映。前面我们在研究湖南经济增长动力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水平相对较低、新产品的销售收入产出水平相对较低，此外，湖南的资本收益率和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数据都说明湖南研发投入不足，导致湖南技术创新和进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专利技术是反映研发投资产出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可以将湖南省获得的国内专利授权数占全国的比重来反映湖南省研发投资的效率（见附表19）。
附表19 湖南与全国专利授权数比较 单位：件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湖南省所获得的国内专利授权数的比重明显低于湖南省研发投入人员的比重，也明显低于湖南省研发投资资金的比重，产出专利数的比重低于研发投入的比重程度很大，超过了50%。这说明湖南省研发投资的产出效率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反映湖南研发投资相对不足、研发效率不够高的另外一个指标是上市交易的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企业规模发展状况：截至2020年12月20日，湖南省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为27家，占比为3.06%；湖南省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为6家，占比为2.87%。这两个数据都明显低于湖南省经济占全国的比重。
综上，从研发人员的投入比重、研发资金的投入比重和专利技术的产出状况来看，研发投入比重较低、专利技术的产出效率较低是湖南省技术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
（2）湖南研发状况导致技术进步不足、城乡劳动收入差距较小，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不足，同时也导致湖南省劳动力中高素质劳动力的净流出
湖南研发投入比重、研发效率相对不足，导致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标志是第二产业的产出比重相对全国平均水平较低、城市的劳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前面我们通过统计数据已经发现，湖南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相对全国要小6%左右，这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的不足，也导致了农村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兼业化倾向。
按照劳动力迁移理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在于就业的概率以及就业之后带来的收入差距。第二产业发展规模不够，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的概率下降；就业之后的劳动收入水平提升幅度不够高，使得转移动力不足。劳动力迁移理论的逻辑可以解释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足、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居高不下的原因。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湖南农村劳动力具有兼业的特点，即可以通过兼业来获得劳务性收入来提升其收入水平，此外湖南农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农业中投入的有效劳动其产值水平较高，这些导致了湖南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相对于全国水平较小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湖南能够带来更高劳动收入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规模不够。
研发投资不够、研发效率较低、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发展不够，所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劳动收入水平相对低，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劳动收入水平相对更低。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湖南省劳动力的净流出，这使得湖南省劳动力占全国的比重有逐渐下降的趋势，高素质劳动力的净流出也导致湖南省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研发投资比重的不足，也使得湖南省工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相对不足。
如果说一般劳动力到省外务工，还有可能带来一个有利的结果就是其劳动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会转化为本省的居民收入，其中有一部分被转为储蓄与投资的来源，这是湖南省资本积累率相对全国平均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但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净流出，不仅使得湖南省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受到抑制，而且使得本地产业的技术进步能力受到抑制，这是湖南省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
（3）湖南研发状况导致技术进步不足，限制了第二、三产业产品的技术水平、产业的竞争能力、产业的发展高度和空间，进而导致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距离全国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差距
决定第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数量。研发投资不足，使得湖南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第二产业发展规模和能够达到的技术水平都受到抑制，也制约了其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提高；研发投资的不足，也制约了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数量，因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受制于其边际生产率。只有在研发投资充分、技术进步速度较快的情况下，才能够不断提升要素的生产力水平，使着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规模不受制于其边际生产率。
前面我们的分析，已经发现从近几年统计数据来看，湖南的资本要素收益率水平相对全国较低、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全国较低、劳动力人数的增长速度相对全国水平较低，这些都是湖南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够、创新能力不足所带来的结果，而这些状况又是研发投资的相对规模不足、研发投资的效率不够高所导致的，最终导致了湖南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距离全国水平有明显差距。
五、湖南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加速发展的对策
由于湖南经济滞后于全国发展水平，导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也滞后全国，因此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来加速湖南经济发展速度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经过前面对湖南经济发展动力、经济结构转换、技术创新状况的研究，我们可以寻找到三个方面的应对对策：首先是加强技术创新方面的对策，其次是应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结构转换的对策，最后从全面提升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和要素的增长速度的角度来采取综合的对策。
1.提升技术创新研发投资强度与效率、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的对策
由于湖南省高新技术创新的投入规模或产出效率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导致湖南滞后于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改变这一状况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技术创新投资的规模，并通过有效的管理来提升投资的效率。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集中全省可以利用的技术创新财政能力和社会资金，成立大规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以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规模、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速度。
由于湖南省具有较高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说明湖南省具备扩大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规模的能力。只是由于研发投资效率的约束，使得大量潜在的能够投入到研发的资金，无法形成投资能力。例如一些地区和企业缺乏相应的可投资的高新技术项目，或者缺乏较高水平具有较高研发能力的人才，因此只能将其投资到传统的项目之中。毕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研发需要相应的人才以及相应的市场条件，湖南相当一部分地区缺乏这样的市场条件和人才条件，因此就不具备将传统经济所获得的收入转化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成立省一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将全省各类有意愿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集中起来。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应该达到千亿元规模水平，因为千亿元规模的水平也不过是湖南省GDP的2.5%。中国每年研发投资规模已经接近于GDP的2.5%的水平，发达国家每年则有占GDP比重高达4%左右的研发投资规模。因此千亿元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是完全有能力成立的。之所以要达到足够大的规模，原因在于产业投资基金需要有规模才有效率。现在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研发投资规模和持续投入时间往往比较长，小规模的基金没办法投资于这样的项目。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在进入市场快速扩展阶段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资金，这就需要大基金才能够支撑这样的投资。
第二，采用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有效地管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与投资已经形成了专业化和市场化的管理模式。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与投资存在较大的风险，为了解决其中的风险不对称和激励专业人员投资能力的发展，产生了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管理模式，极大地提高了风险投资的效率。为了促进湖南省研发投资规模和效率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的运作模式也需要借鉴这种专业化比较成熟的风险投资模式，将全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设定为母基金，每一个具体的项目应该采取有限合伙制的方式来进行运作，充分激励科技研发人员、基金管理人员的效率。
由于省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的设立目的在于促进本省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选择高新技术项目的基本要求应该是在湖南省内进行研发及其产业化。除此之外，考虑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潜力以及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能力，应该选择那些技术创新潜力和程度较大的技术作为技术选择标准，以市场需求规模大、市场需求增长潜力大作为技术选择的市场标准。在对技术研发人员的资质条件、管理水平进行充分考核的基础上来设定投资对象的人才标准。很显然，技术标准、市场标准和人才标准如何有效运作，也需要基金管理人员专业化的运作，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的基金管理人员是设立大规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并有效运作的前提。
第三，充分利用国内外金融市场来扩张研发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资金的来源。
湖南经济的规模仅仅为全国规模的4%，从投资资金来源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全国金融市场来获得研发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资金，就可以大大扩大湖南省的研发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
在设立产业基金的时候，就可以引入省外的有意于投资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也可以借助金融市场寻求直接发行可专门用于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基金。在投资产业化项目的时候，可以充分与省外的风险投资基金合作，由此来增加省外的资金来源。
获得省外投资资金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将已经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进行资金募集和上市交易，由此来获得省外的投资资金。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有创业板和科创板，而在这两个板块上市的湖南企业数量甚少，没有达到湖南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比重，原因在于湖南省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和规模达到上市的标准不多，根本原因还在于湖南省的研发投资规模不够。如果湖南省规模化的产业投资基金能够有效运作，促进湖南省更多的科技型企业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那么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研发资金和产业化的资金。由此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使得湖南省的研发投资规模迅速增长，这应该成为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的投资目标。
第四，充分挖掘和利用国内外的技术创新人才。
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基础是研发出能够商业化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技术的研发与拥有的基础是人才，能够充分挖掘和利用国内外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技术创新人才是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湖南有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这三所工科为主的综合性院校，长期以来为湖南和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人才使得湖南机械技术、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研发及其产业化位于全国前列，也为省外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培养了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其中一些成为著名企业的领军人物。
但是从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及其产业发展现状来看，湖南省培养出来的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大部分并没有为湖南经济的发展做出该有贡献。这一状况说明在充分利用国内外技术创新人才方面，湖南省具有充分的潜力，这需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为了改变高素质人才在湖南制造业比重较低的状况，需要为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才在湖南省就业或创业提供良好的条件，这是吸引和利用国内外技术创新人才的充分条件。生活补贴、住房补贴只是吸引高技术人才就业的必要条件。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已经用这些优惠条件来吸引人才，湖南省也不应该例外。为拥有技术创新能力并能产业化的人才提供创业条件就更有利于此类人才在湖南的创业。产业发展基金不仅可以为此类人才的技术研发提供天使基金，而且在产业化过程中可以提供更多的管理与资金方面的帮助。如果能够在湖南形成技术创新人才聚集和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一定会吸引大批人才在湖南进行创业，湖南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将得到加速提升。
第五，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和市场化提供高效率的、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务。
中国一些发达地区已经为高新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务，尽可能降低高新技术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这是一些发达地区，例如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务是地方政府管理效率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湖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就应该为高新技术企业在湖南的发展提供全方位高效率的服务，这需要通过建立专门的政府管理机制来达到这一目的。
主动走出去，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行招商引资是高效率的政府公共服务的一种表现。如果说早期的招商引资侧重于传统产业的发展，那么现在的招商引资就应该侧重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目标客户应该是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著名企业、具有创新潜力和发展空间的细分产业龙头企业，以及拥有一流的技术创新成果并进行产业化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由于湖南省地理位置适中、土地要素成本和一般劳动力的成本相对于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能够在产业投资资金、社会管理水平、人才挖掘和招商优惠条件等方面做出充分的努力，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一定能够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
2.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转移、加速就业结构转换的对策
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制度改革来带动城镇化、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速转移，可以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为此至少应该采取以下对策、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专业技能水平，以适应转移到城市工作的需要，防止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中年阶段之后因年龄较大无法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一般体力劳动者适应于城市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小，只有受过专业技能训练的劳动力可以在城市部门终身就业，否则就会产生转移之后剩余劳动力又回流到农业部门的现象，从而降低了就业结构转变的速度。因此所有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应该都受到适当的培训，使他们都能够获得专业技能，具备在城市部门终身就业的能力。专业技能培训可以由政府部门来组织进行，也可以由政府资助、企业部门来组织进行。
第二，改革农村财产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得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在无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不再眷恋其在农村的资产。
转移劳动力之所以在中年又回到农村，原因在于目前的农村财产制度为其提供了失业和养老保险的功能，如果其在农村的财产能够通过交易来变为现金，进而由城市部门来承担失业和养老保险的功能，则已经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将不会回流到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农村的财产主要是两项，一是农村的宅基地和住房；二是农业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了使其财产能够变现，首先应该对农村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建立交易制度，允许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流通，使之可以变现。可以对其变现之后的现金去向加以限定，例如必须购买终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以及城市的住房。其次，应该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确权，使之具有可转让、可继承的特点，为其交易奠定基础。
第三，给予到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及其家庭享有城市居民的一切待遇。
在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应当获得城市居民同等的一切权利，包括子女上学权利、养老失业保险权利、医疗保险权利、购买住房权利等，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部门终身就业定居。为此应该改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作为过渡性的措施，可以实行居住证政策，在城市就业并进行定居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及其家庭，无论是购买住房或者是租赁住房，只要有正当的谋生手段，可以发给居住证明，并享有现有城市居民一切权利。
3.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水平和要素增长速度的综合对策
通过技术创新来加速湖南经济发展也必须立足于湖南的现实条件，尽管最近10年湖南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滞后的情况下，湖南经济发展的速度还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相当，这说明驱动湖南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动力因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前面我们在研究湖南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时，已经发现湖南的储蓄率水平比较高，资本增长速度比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所占的份额也比较高，其中原因在于湖南外出务工人员所获得的收入提升了本身的储蓄率水平，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国内外资金在湖南进行投资，这使得湖南的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更为重要的是高储蓄率、技术水平相对高的实业投资带来了溢出效应，使得湖南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比较高，这是湖南经济发展速度能够保持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的重要原因。基于这种状况，可以采取以下综合对策来夯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
第一，充分发挥湖南经济发展目前已经具备了的有利条件。由于湖南与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要素收入的差距，由此带来了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以及产业转移的动力，这是湖南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鼓励一般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政策必须坚持，通过改进优惠条件来进一步推动招商引资的政策也必须坚持并发扬光大。
第二，全面提高企业本身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企业是技术创新及其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承担者，企业本身的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对于全社会的技术创新效率、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效率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为了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可以通过政府或者行业协会来做以下工作：
培训技术创新的管理者。成功的技术创新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如果成功者的经验积累能够有效地传播到其他企业，这可以提高其他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该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的管理者进行培训，邀请成功的技术创新企业的管理者传授其经验。
政府还可以通过官方机构或民间机构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咨询服务，由此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效率和能力。现代科技创新及其在经济中的运用需要广泛、专深的科技知识和经济知识，单个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往往这方面的知识不够充沛，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政府的机构特别是涉及到科学技术发展的管理机构、经济管理部门拥有大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提供咨询服务，这需要适当的途径来激励政府机构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以增加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领域，必须通过制度改革形成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动力。引入非国有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的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是通过所有制改革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一大途径。改革企业的分配体制以提升管理阶层、核心技术人员技术创新的动力。在相对垄断的国有企业里，应该尽可能减少行政垄断的程度，尽可能放开社会资本的进入，由此来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在自然垄断或者必须垄断的国有经济领域，除了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之外，应该加强对技术进步状况的考核。可以通过评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和质量、参照发达国家具有国际竞争水平的同类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和质量，来评估其技术创新和进步的状况，以此来形成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
第三，提升科技创新的管理水平，使其更好服务于湖南的经济发展。从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可行性来选择技术创新的方向和目标，以提高湖南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应该遵循以下准则：①有足够的规模性。技术创新和进步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的特性，技术创新所涉及到的经济规模越大，其驱动经济发展的效率越大。规模性准则的执行似乎相对简单，只要依据现实中的产业规模就能够确定。但是潜在的产业规模需要有一定的预见性。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进步的速度。通过技术创新和进步来改进产品的性能、降低产品的成本，进而刺激供给和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其效率明显与技术创新和进步的速度有密切的关系。能够显著改变产品性能和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更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③有足够的可持续性。技术本身深受科学原理的制约，这决定了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极限。④制定可行的、具有效率的技术创新规划。技术创新规划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技术创新的路径、时机和方式。可行的、有效率的技术创新的规划，对技术创新的研发效率和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效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持续提升湖南的教育水平。提升湖南的教育水平，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提升普及性的基础教育水平。这关键在于提升农村教学质量水平。对农村地区的教师给予适当的培训，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发达地区或教育先进地区的优秀教师资源能够被教育落后地区所分享；提升师资的经济待遇，使得优秀教师愿意在当地进行教育工作。②持续提升大学教育普及率。湖南的基础教育良好，有必要使大学普及率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为此应该在近期逐步在湖南将大学毛入学率提高到60%的水平。③提升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是提升全社会研发效率的基础，湖南省研究生的培养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湖南省研发人员的比例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从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水平来看，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是成为一流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湖南省要着力于扩大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培养规模，为此应该增加湖南地区大学的研究生的拨款规模，并可以考虑为湖南籍研究生设立特别的奖学金，利用省外大学的培养能力为湖南定向培养研究生。
通过以上对策的有效实施，使得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能够超过湖南经济平均发展速度，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并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由此使得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快速赶上并超越全国平均的发展水平，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湖南经济得以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湖南经济的数据及其处理方法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