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主要因素
资本积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有效劳动力增长、技术创新与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构成了过去和现在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须准确判断这三个主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才能够正确评估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态和发展趋势。
1.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因素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用于资本积累的比重有逐步提高的趋势，投资占GDP的比重即资本积累率最高升至近50%，因此，中国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由于资本积累率的提高，使得采用不同的资本计量方法所得到的资本积累速度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以当年的资本积累与上年的资本积累进行比较来计算资本增长速度，由于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20%以上，相应当年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速度亦达到同等水平。这种计算方法会高估资本的增长速度。
从理论上分析，影响和决定产出水平的资本主要是资本存量，因为其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生产率。具体计量多年累计的资本存量，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是否考虑折旧、累积的年限是多少、是否考虑通货膨胀对固定资本价值的影响。
资本存量采用通用的永续盘存法得到，计算公式为：
其中K t为本期资本存量，K t-1为上期资本存量。δt为资本折旧率，借鉴单豪杰（2008）的结论，将折旧率假定为10.96%。I t为固定资产形成额。P 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由于这一指标从1990年才开始有，因此在1990年以前，构建投资隐含价格指数来代替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投资隐含价格指数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构建。具体构建方法：1989年投资隐含平减指数（1978年＝1）＝1989年固定资本形成额（当年价格）/[1978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年价格）×1989年固定资本形成额指数（1978年＝1）]。
在计算以1978年的基期资本存量时，借鉴王小鲁（2009）的研究，将其定为7 006亿元。
2.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因素
中国劳动力总量在2000年之前的20年有大于1%的平均增长率，但2003年之后，总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速度显著下降，至2013年其增长速度下降至0.36%。总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使得以此作为劳动投入来测量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结果发生变化，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从3.3%下降至0.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33.3%下降至近于零。甚至推断出自2016年之后，劳动力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负数，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总劳动力数量进入了下降的阶段。如果以劳动力总量的变化，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显然会低估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近4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使得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总劳动力增长速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这一趋势还在持续。
我们可以采用有效劳动力的增长，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所谓有效劳动力是指，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再加上第一产业中的有效劳动力。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效劳动力，即与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致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超越了产出比重的部分。之所以采用有效劳动力作为中国劳动力的有效投入，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一个持续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目前还在持续。并且采用这一劳动投入的数据，能够更有效揭示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
如果我们用有效劳动力增长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相对于将全部劳动力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将劳动力就业结构所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中剥离出来，这实质上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分解。尽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可持续的，但最终将因全部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毕而终止，成为不可持续的因素。因此，以有效劳动力的增长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因素指标，可以更好揭示中国经济中实际可持续的技术进步状况，并对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给予更准确的判断。
3.中国经济可持续的技术进步率的计算
依据索洛模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产出增长率减去资本和劳动的增长所带来的增长率的剩余部分。当我们以有效劳动力作为劳动要素的投入变量、以资本存量作为资本要素的投入变量时，计算出来的余值增长率并非原来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因为劳动投入变量不包含全部劳动投入。由此，计算出来的余值增长率当为中国经济可持续的技术进步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中，去除了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善所带来的效率提高部分。当我们已经限定劳动投入为有效劳动力投入时，为了简便，也称这一余值增长率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亦可简称这一部分的经济增长率为技术进步率，但必须明确其与以总劳动力为劳动投入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区别。
为了得到实证分析的方程，假设生产函数具有索洛模型中生产函数相同的形态，即：
方程两边取对数，化为线性函数：
εt为随机误差项，假定α+β＝1，即规模收益不变，则有：
其中K t为第t年资本存量，L t表示为第t年有效劳动力总数，Y t为第t年GDP。A 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ln A（）的具体形式假设为γt形式，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计量方法，来计算出在一段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值。
之所以采取γt这种方式，而不去引入决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因素的变量来进行计量分析，是因为这一计算结果可以涵盖其他所有的（不包含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因素所能够带来的结果。如果我们采用例如科技投入或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等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素，或者如已有的研究引入制度变革因素、经济开放程度、市场潜力、能源的使用等因素，这些单个因素之和都不足以涵盖全部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果我们引入单个或者少数几个影响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因素，因为不够全面，没有用显性因素体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将全部由资本来承担，资本的产出弹性将因此而提高。
以1978—2014年的经济数据为基本数据，计量可得有效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对GDP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如下：
R2＝0.998，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以1978—2019年的经济数据为基本数据，计量可得有效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对GDP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如下：
R2＝0.997，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上述结果表明，计量的结果将因为数据时间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后一结果增加了2015—2019年的数据。对比两个计量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的产出弹性在下降，平均技术进步率在增加。
计量所使用的数据见表6，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表6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数据（1978—2019年）
续表
4.对计量结果的分析
由于我们把资本和劳动因素之外其他因素所导致的经济增长，都归结为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且设定为时间函数，因此，求得的技术进步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978—2019年期间除了资本和有效劳动力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平均值。具体到每一个年份，这一平均值并不能够准确反映当年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过当年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依据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以及相应的产出弹性、当年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推断出。
对长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目的在于确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而推断出资本和劳动对于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和贡献大小。由于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之和一般假定为1，我们只需要通过计量的方式测量出其中一个，特别是资本的产出弹性就可以了。
前面我们利用1978—2019年之间的数据测量出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286，利用1978—2014年之间的数据测量出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354。两个结果不同说明，同样的计量方法由于时间段的不同，将导致计量结果的不同，这也说明资本的产出弹性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采用不同的时间段所做出来的计量结果，反映的是在这个时间段内资本产出弹性的最优估计。所选择的时间段不同其最优估计值也会不同，相应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有所不同。
相对于前面文献综述中所提到的其他研究者所估计的资本产出弹性，其他的研究者资本的产出弹性从0.28到0.8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别主要是研究方法和所采取的数据不同所带来的。但是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来分析一下，资本的产出弹性从长期来看应该位于什么样的范围内。
资本的产出弹性反映的是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大小，从理论上来分析资本所得到的收入分配份额应该等于其产出弹性。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本的产出弹性反映其边际生产率，因此，资本收益的大小也取决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本产出弹性是一个国家长期以来所有资本的产出弹性，反映的是社会资本的产出弹性。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由于资本的稀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资本的贡献市场份额比较大，因此可以有比较高的资本产出弹性。但是资本收入份额高，也会提高资本的积累速度，当技术进步的速度低于资本积累速度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会逐步下降。因此，从长期来看，资本的产出弹性并不是由短期内资本稀缺状况下边际生产力决定的。长期来看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取决于人们的储蓄偏好所带来的成本，以及投资所带来的预期收益。
即便是0.3的资本产出弹性，如果这代表资本收益的市场份额为30%，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为30%，这对资本来说也是很高的收益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位于6%～12%的范围，中国信贷市场正规的贷款利率大致位于这个范围，这说明中国资本市场正常平均收益率水平也大致位于这个范围。也就是说，就全社会的资本来说，其平均收益率在这个范围。但是这个范围明显低于资本产出弹性估计的下限值0.28的水平。但这种状况也能够得到理论上很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这里考虑的是资本的社会收益率，而不是资本的私人收益率。对于实际运营的产业资本来说其收入中会包含税收，中国的整体税收水平在16%～20%之间。将整体税收水平与社会资本的私人收益率相加，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资本的收益份额应该为30%，这也是资本产出弹性的合理估值。因为资本的收益份额相对较低的时候会形成对投资的抑制，而资本的收益份额相对较高的时候，又很快会因资本积累率过高使得资本收益率下降。由此来看，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认为，资本产出弹性的估值在0.3左右是一个合理的估值。有的研究通过计量所得到的资本产出弹性在0.5以上，这一结果从长期来看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