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状况
1.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事实的研究
Indermit Gill和Homi Kharas在其2007的工作论文中指出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通过持续和高速经济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Athukorala和Woo（2011）通过估算赶超指数，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刘钢（2019）通过计算人均产出稳态值的相关估计值，再次证实拉美六国是典型“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而张欢、徐康宁（2017）利用国际人均GDP数据对世界不同区域的国家进行高收入组跨越成功和失败的划分，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跨越陷阱组国家平均耗时20～30年，而落入陷阱组国家长达40余年甚至更久仍滞留在中等收入区间，增长陷阱也并非普遍经济发展规律。
通过对事实的归纳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存在。事实证据至少有二：其一，亚洲和南美州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迟迟不能够跨入高收入水平的发达国家行列，即统计数据表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经过长期的经济增长也无法达到用美元表示的、相对于目前美国人均收入一定比例（20%～25%）的高收入水平。其二，某些具有成为发达国家基础条件的国家，例如南美州的一些国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也未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发达国家。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通过持续和高速的增长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特征：其一，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不稳定，导致长期的年均增长率较低。例如阿根廷在1999—2002年间经济增长率均为负数，2002年甚至达到-10.89%。其二，用美元表示的相对收入水平深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如阿根廷在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84%，但以美元计算的GDP由人均4 050美元下降至3 670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水平可以不受汇率变化影响，则其人均收入水平可以随着经济增长持续增长并且逐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程度。例如阿根廷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水平在2011年已达17 674.37美元，这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按汇率计算仅为9 740.00美元。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一个用美元的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能否达到一定水平的问题。
2.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研究
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不公。郑秉文（2011）认为“拉美陷阱”的主要成因是分配不公。楼继伟（2010）、Vandenberg和Zhuang（2011）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来自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程文、张建华（2018）通过构建了一个连续收入分布和创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产品创新的数理模型，通过模型推导和数值模拟，发现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的不同组合对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这一微观机制解释了许多贫富分化严重的后发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后，无法顺利转型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大野健一（2009）把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为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刘伟（2011）认为，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失衡和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的原因。Jankowska（2012）从生产空间的视角阐述了拉美国家与东亚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区别，拉美国家因产业结构不能适应过度人口城市化而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Aoki（2008）认为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劳动力错配是经济滞胀的一个重要原因。Hausman（2011）指出由贫穷国家向富有国家转变的经济增长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结构转换和升级的过程。
第三，人力资本严重匮乏，技术创新能力低。张飞、全毅（2012）的研究认为，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差距主要就是人力资本的差距。蔡昉（2008，2019）认为中国若不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将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马岩（2009）从世界各国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进入中等收人陷阱的国家，具有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不适应、对外贸易没有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本账户过快开放三个特点。王一鸣（2018）通过分析典型国家韩国和巴西的发展路径，认为韩国高度重视企业研发机构的建设，推动韩国产业竞争力以及产业利益获得极大提升，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而巴西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极其薄弱，难以推动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导致其在中等收入阶段不断徘徊。王刚、代法涛、张龙（2017）通过构建社会资本和创新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认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越大，就越容易获得创新的机制，社会资本提高了R&D生产效率，进而使一个经济体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帮助该经济体避免或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数值模拟结果也证明了以上结论。
第四，发展战略与政策缺陷。孔泾源（2011）的研究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致是三类：一是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国家；二是长期僵化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三是长期过度依赖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贾凤兰（2010）解释了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状态。王一鸣（2011）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与马来西亚、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进行对比，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对外依赖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错失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技术创新瓶颈难以克服、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性重视不够、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政治体制变革严重滞后是发展水平和条件相近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Woo（2009）发现马来西亚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仍然沿用了过去的发展方式，没有及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升级，结果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邹静娴、张斌（2018）按照不同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长短区别为三类国家，从外贸、投资、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等多维度进行比较，发现赶超成功国家有效地缩小了与前沿国家的这些维度差距，而赶超失败国家却出现了赶超的停滞。
陆善勇、叶颖（2019）认为：不仅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处于各个收入阶段的国家都有可能面临“陷阱”，产生这些“收入陷阱”的原因实际上都是“比较优势陷阱”，由此提出了要素禀赋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三位一体的综合优势理论。
大多数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研究，包含着一个基本逻辑：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期，劳动成本逐步上升导致比较优势不断减少，如果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效率较低，则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使得可以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失去了作用，从而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研究
蔡昉（2008）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培养产业升级急需的人力资源。Kenichi Ohno（2009）认为政府能否颁布执行符合本国具体实际的产业提升政策是一国从中等收入阶段踏入高收入阶段的重点。胡鞍钢（2010）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点是用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指导经济发展的实践，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王一鸣（2011）以及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2011）通过对比研究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迟福林（2011）认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点，由基于要素积累的发展战略转向基于创新的战略，构建由知识利用型经济发展方式向知识创新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动力机制，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Gill I S，Kharas H J，Bhattasali D（2007）研究了亚洲先进经济体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原因，发现通过不断扩大就业、壮大中产阶级规模、缩小贫富差距、保持较低的基尼系数等增加居民收入的措施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郑秉文（2011）将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阶段，而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一种效率陷阱。目前我国处于效率驱动阶段，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需要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动力组合。杨先明、王希元（2019）认为结构现代化滞后会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结构现代化必须将驱动力从结构转型为主转换至技术赶超为主。中国要实现驱动力转换，重点在于强化技术创新-产业动态化机制，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生产率，推进农业内部现代化。闫森（2017）根据亚洲15个经济体目前的人均GDP，将被研究对象分成三个组别，验证了不同组别间存在不同的收敛曲线，认为能否实现从较低增长收敛曲线向更高增长收敛曲线的转移才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黄先海、宋学印（2018）认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层机制是陷入了“技术追赶陷阱”，通过构建阶梯递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施竞争兼容型的创新补贴政策等，实现较快的技术进步率及经济增长率，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杨俊龙（2018）通过比较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状况，认为经济转型升级、贫富差距缩小、重视教育与科技创新等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经验。徐永慧、李月（2017）借助面板有序Logit模型，证实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TFP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指出实现由外界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的转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上的对策表明，开始进入中等收入状况的国家，必须构建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动力机制，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4.其他相关理论研究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制于资本积累速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哈罗德-多马模型揭示了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而且还取决于由技术进步速度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从技术创新驱动发展的角度建立了一些理论逻辑。如果技术能够随着人均占有资本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则资本积累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AK模型的基本结论。质量改进模型和产品种类模型则发现，如果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种类，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了提升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效率，日本经济学家提出要发展需求弹性较大、技术进步增长潜力较大的主导产业，因其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可以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这已经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
5.目前研究的不足和研究路线
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虽已有较长时间，但从以上研究状况来看，目前研究有以下不足：
（1）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研究的不足，未能从创新能力和效率上建立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逻辑。虽然我们已经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效率不足是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但目前的理论研究没有充分揭示出创新能力和效率是如何导致中等收入水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2）关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未能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虽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实证研究可以揭示出决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却缺乏从可持续性角度展开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研究。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并没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内在逻辑展开。
基于目前的研究状况，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从技术创新和进步的角度建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理论逻辑，然后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特点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再以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方式对创新效率的约束为条件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角度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