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及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前面的计量结果，我们得出了中国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为0.286，据此可以计算出逐年的资本增长和有效劳动力增长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和相应的贡献份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估算的资本产出弹性，实际上是对1978—2019年时间段内资本因素作用大小的最优估计。随着时间的延续、资本增长速度的大小变化以及技术状况的变化，这一最优估计值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虽然会影响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但是并不影响各个生产要素贡献份额的变化趋势。我们着重分析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大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变化趋势。表9是1978—2019年计算出来的三大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表9 决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因素的贡献份额（1978—2019年）
续表
从上表计算出来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的贡献份额始终占着重要地位，大约占有33.42%的平均份额。在资本增长速度加大的年份，例如2013年其贡献的份额高达52.18%。可以发现在2009—2016年期间，由于中国资本积累率提高导致资本增长速度上升，使得这一时期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基本上超过了40%。但是在1980年代初期资本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低于30%。
第二，我们采用了有效劳动力来衡量劳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采用这一指标估计的结果明显超过了中国总劳动力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劳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尽管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有效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较快，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较大，除此之外，劳动因素贡献的份额超过平均水平的时期仅有有效劳动力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少数年份，例如1994—1996年。特别是2016年以来，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有效劳动力增长速度减缓，导致劳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下降到10%左右的水平。
第三，技术进步所贡献的经济增长份额始终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简单计算出来的算术平均值高达42.83%，明显超过了资本和有效劳动力贡献份额大小。如果撇开特别年份，例如1990年技术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为负值的年份，所估算出来的平均份额应该会显著提高。有三个时期技术进步所贡献的份额明显高于平均值42.83%。第一个时期是1983—1989年，这一时期技术进步贡献的最大份额为70.20%；第二个时期是1998—2003年，技术进步贡献的经济增长份额接近60%；第三个时期是2016—2019年，所贡献的份额大约在55%。第一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大学开始加速扩招与加入世贸组织的开始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中国大力推行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时期。
相对应的是，在2010—2014年期间，由于中国资本积累率提高，导致资本增长速度上升，使得这一时期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基本上超过了40%。这一时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平均约为33%，这一水平低于资本的贡献份额，也低于技术进步长期的平均贡献份额。
依据我们前面对三个因素所贡献的经济增长份额以及变化状况的归纳，可以发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并不低。这一结果与前面我们所总结的其他研究者研究结果有显著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资本的产出弹性估计，我们采用的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指标是0.286，这个数值可能是最低水平的。对此结果，我们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因为我们是采用时间趋势作为变量求得平均的技术进步率，由此来推得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的产出弹性。采用时间变量来求得的平均技术进步率，涵盖了所有的非资本和非劳动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同时我们也采用了有效劳动力的增长作为劳动因素的增长变量，将总劳动力结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通过有效劳动力增长体现出来。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避免了采用其他指标来衡量技术进步的时候不足以涵盖全部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缺陷即高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
回顾中国40来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中国经济的产出结构、就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技术进步。中国经济的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不仅仅获得了先进的技术，也为中国赢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提高了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中国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1998年以来，大学不断扩招，提高了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和技术水平。最近20来年，中国的研发投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研发质量和效率也在不断上升，使得中国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应该使得中国的技术水平不断上升，由此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因此，前面我们总结出来的基本结论：技术进步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应该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