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四川甘孜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停驻时间最长的地方。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后进入甘孜州，在16个县驻扎。甘孜也是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共同北上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开赴抗战前线新征程的出发地。
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北上挺进到若尔盖草原以南一带。蒋介石为实现“统一川军，困死红军”的目的，部署了所谓北堵、南追、东压、西困的方案。在北部调集青海军阀马步芳、陇南土匪鲁大昌集结重兵构筑工事，组成了所谓的堵截防线，又令其嫡系部队胡宗南部进驻包座七房一带进行封锁。与此同时胡宗南又派员到阿坝及上下包座以北的草地部落，拉拢煽动部落主、土官胁迫牧民充当他们的马前卒，狙击红军北进。
1935年9月2日，中央政治局在若尔盖召开了“巴西会议”，解决了红军主力部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重大问题。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有8万人的红军队伍，而中央红军只有3万人，自己理应担任军委主席，故提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要改组中央政治局、红军总司令部，提出红军主力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主张的紧要关头，是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党中央身处困境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运用智慧在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巴西会议，从容应对了我党我军建党建军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危机，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解决了中国工农红军南下或者北上的问题。巴西会议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即踏上北上征程，使党和红军摆脱了困境，为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5年9月17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巴西会议决定，公开走上分裂党和红军道路，发布了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县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为“中央主席”，命令所属的左路军和右路军第4军、第30军共8万人南下，计划在成都平原建立根据地。11月19日，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与川军10余个旅激战7天7夜，虽歼敌1.5万人，但红军也损失上万人。由于敌军人数、装备优于红军，而红军的物资、兵员没有保障，饥饿、寒冷夺走了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致使战斗力下降，加之张国焘执行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导致红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防御。张国焘南下的方针，遭到了随左路军行军作战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等红军将领的强烈反对。
1936年3月，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北上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部队撤回到川西。4月，到达敌军兵力防守薄弱的甘孜一带休整，以迎接西征北上的红二、红六军团。而此时的南下回来的红四方面军已由原来的8万多人减少到4万人。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自己另立的中央。
1936年7月1日，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与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终于在甘孜胜利会师了。
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当天晚上，红四方面军向远道而来的红二、红六军团的将士每人赠送了一件毛衣和一双毛袜子。这可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剪羊毛，清洗干净，捻成细细的毛线后，一针一针织出来的，体现了红军队伍之间的浓厚情谊。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穿的是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穿的是草鞋，他们也迫切需要抵御寒冷的衣物。
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城举行了会师大会。
7月5日，中央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红32军改编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红2军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兼红2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红6军军长，王震为红6军政治委员。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胜利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粉碎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计划，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队伍的重要之举，对唤起民众停止内战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5月22日上午，在甘孜县林草局局长赵杰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当年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驻地之一——甘孜县拖坝乡，这里距离县城有12公里，站在海拔4452米的南山上俯望拖坝乡。依山傍水的坝子里，错落有序的民居，绿树成林的点缀，让高原的拖坝乡格外美丽。尽管昔日红军驻扎的景况已不复存在，但从地形看，当年，这里是一个相对富裕、三面临山且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
随后，我们来到位于县城的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参观，并在体现藏汉团结的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促膝长谈的雕塑像前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