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这是“原理”课程的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的基础，这同时也决定了“原理”课程必须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具有必要性的另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意识形态教育是“原理”课程设置的原因，意识形态教育天然是一个既批判又建设的过程，批判与统治阶级意志相违背的意识形态，建设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同时毫无疑问地，马克思主义自产生就内含建设性。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是说明、解释、阐发乃至论证的结果，而是批判的成果。批判伴随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的过程中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传播和发展的过程是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理论建构以时代为背景和基础，时代同样限制着他们的理论视域。历史不断前行，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保持对旧事物的批判、对新事物的构建和解释，这一需求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
1.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刚刚踏入理论的殿堂时，也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此时他们的理论积淀有限，密切关注更多的是当下的理论和现实，对未来的构想尚未提上议程。此时的批判，其建构性的特征不明显；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理论的思考和探索越发明白和完整，批判不断深入，其建构性的特征越发清晰，马克思主义不断接近形成。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与大多数新事物的发展和壮大一样，经历了诸多曲解和挫折，相应地也伴随着许多的批判和建构。马克思曾对女婿、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意思是其理论被错误理解。在第二国际时期，出现了诸如伯恩施坦这样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这样的墙头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也一直伴随着与民粹主义、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各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观念的批判和现实的批判，当然这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为观念总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批判主要是对形形色色的哲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指导思想的批判，现实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主要指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在理论初期，他们更多的是对观念的批判；到理论晚期，特别是在《资本论》中，观念的批判和现实的批判融为一体。
（1）观念的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证成性而非批判性，马克思企图论证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一种意识哲学，那么可以说马克思的观念批判主要开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撰写。虽然马克思在《莱茵报》的社论中也批判过一些观念，但这些批判毕竟是零散、随机的而非系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诸多批判显示为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少书名都使用了“批判”一词，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很喜欢用的一个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的第一本使用批判的著作，这部著作是一部未完成的草稿，但具有最典型的批判风格：这部书的写作方式是摘录一段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内容，然后加一段马克思自己的批判性内容。可以说，这是一种直接而又粗暴的批判方式，马克思就以这样的方式开启了他的观念批判，也确定了他的批判对象——黑格尔和黑格尔的后继者们。马克思的批判既是一种对其他人观念的批判，也是一种对自己观念的反思和超越，毕竟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在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各发表了两篇文章，马克思的是《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所持观点的批判之作。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观点太抽象，且鲍威尔提供的解放途径仍停留在政治和国家的层面，缺乏进一步的质疑。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评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其迈出的一大步，因为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对马克思影响和帮助最大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就是鲍威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题是鲍威尔的建议，鲍威尔还企图把马克思引入波恩大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直接脱胎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由简单直接的批判形式改成了论文形式，这也是一种批判的完成。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在肯定英国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革命的同时，对它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它的主要缺陷在于“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而是将其视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恩格斯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是自私自利的学说，这门学问把自由竞争、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作为预设，用纯经验主义和纯客观主义的方法揭示私有制社会的经济规律。所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在理论预设和方法论上都是存在问题的。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马克思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原因，马克思称赞它是“天才大纲”。而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恩格斯借鉴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思想，批判了英国文学家泛神论的英雄史观。
在其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于1844年年底、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其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里的“神圣家族”指鲍威尔兄弟。《神圣家族》既是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哲学良心的一次清算，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深受鲍威尔的影响。1845年到达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开始反思费尔巴哈哲学，并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有简短的11条，马克思却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唯心主义夸大精神能动性的缺陷，批判了由之产生的环境决定论和神秘主义等观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一个批判的计划，而试图完成这个计划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个副标题清楚表明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里想做的事情。《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两卷，第一卷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哲学”，第二卷是“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在这一著作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仅批判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直到《共产党宣言》问世，马克思才完成了对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批判。事实上，对被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对费尔巴哈批判的实际应用，因为大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受到费尔巴哈思想的强烈影响，当然他们也同意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于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是批判蒲鲁东的；在1848年发表的、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三部分，马克思认真批判了三种社会主义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还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改良主义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恩格斯所著的《反杜林论》又是一次重要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也不时遭遇被修正或歪曲，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也是在批判中前行的。伯恩施坦是第一个跳出来的修正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改良主义的修正。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给第二国际内部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法国和意大利相继出现了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鉴于此，1898年至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先后召开5次代表大会，梅林、蓓蓓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蔡特金、李卜克内西、阿德勒、普列汉诺夫等其他国家的第二国际领袖人物都严厉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同样，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也受到无情的批判。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更是批判了诸种错误观念，包括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的自发论和马赫主义等。俄国的民粹派是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产生的一个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派别，民粹派宣扬英雄史观，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歪曲和攻击唯物史观，成为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障碍。普列汉诺夫等俄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均批判过民粹派。1984年列宁撰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等著作，批判民粹派的“人类天性论”“个人创造历史”等错误观念。“合法马克思主义”标榜所谓的“客观主义”，借口资本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而片面地肯定资本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其代表人物是司徒卢威。列宁批判地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只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而不承认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经济派是19世纪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崇拜自发论，醉心经济斗争，否定自觉的政治斗争，是当时俄国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大障碍。列宁在20世纪初写了《怎么办》等著述，批判了经济派的自发论和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马赫主义又称经验批判主义，其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德·阿芬那留斯。马赫主义歪曲物理学家提出的“物质消失了”的本来含义，断言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被自然科学驳倒了，歪曲发现电子的意义，企图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宣扬唯能论；歪曲科学新发现证明的科学定律是相对性的，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和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俄国波格丹诺夫等“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企图用马赫主义补充、修正和替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为此撰写和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全面批判了马赫主义。
（2）现实批判
从前述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错误观念进行了无情批判，这贯穿马克思主义创立、传播和发展的始终。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从现实开始的。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莱茵报》任主编，这可能是马克思最喜欢的工作。现实从来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视野，且观念的批判很少是与现实的批判截然分离的，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很多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实践性，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与时代同步，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现实。
1841年9月至12月，马克思参与了《莱茵报》的筹办工作，1842年5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担任该报主编。在这一段时间，马克思围绕反对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摩泽尔河谷农民的贫困等现实问题，撰写和发表了多篇社论。1942年年初，马克思为卢格的《德国年鉴》撰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1841年12月24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伪善本质，论述了实现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普鲁士警察国家及其书报检查立法的目的不是保障国家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而是维护反动势力的利益，把反动统治者的观点和要求提升为法律，以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接下来马克思在发表于《莱茵报》上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进一步讨论了新闻自由。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把新闻出版自由的问题同各个社会等级对立的问题联系起来。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而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的特权还是人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在《〈科隆日报〉179号的社论》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该报呼吁政府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的反动主张，维护了哲学干预现实生活和探讨宗教问题的权利。马克思还评述了《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被查禁的一组文章，严厉谴责了普鲁士政府迫害进步报纸的行径。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三篇社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第一次直接研究了贫苦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探讨了物质利益同国家和法的关系，公开捍卫贫苦群众的利益，抨击了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而在写于1842年年底至1843年1月中旬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考察了摩泽尔河谷的贫困问题，分析了种植葡萄的广大农民利益受到损害、陷入贫困状态的事实，揭露了普鲁士政治制度的“官僚本质”。马克思认为，正是脱离人民的官僚机构造成种植葡萄的广大农民陷入贫困境地，贫困的蔓延威胁到葡萄种植业的经营者，使其私人利益朝不保夕，于是他们起来反对官僚制度。
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谴责历史法学派和反动的浪漫主义代表借口维护历史传统来为封建专制制度辩护的企图，想通过修订普鲁士法律来恢复历史上已过时的制度。在《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和《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中，马克思严厉批判了作为普鲁士政治制度基础并导致贵族政治统治的等级制原则。在《论离婚法草案》和《〈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中，马克思反对直接把新教的教义作为普鲁士的立法基础，揭露了普鲁士立法制度的落后性。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批判锋芒毕露的主编，《莱茵报》没能发行多久即被封禁，于1843年3月31日出版最后一期。《莱茵报》被查封昭示着马克思对现实的尖锐批判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
马克思最大的、最重要的现实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这种整体批判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来完成的，这一批判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理论形态。
2.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
批判贯穿马克思主义创立、传播和发展的始终，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和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各自包括诸多理论知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前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的构建经常是以批判为基础或与批判并行的。纯粹的、只是批判的批判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批判都存在某种理论立场。这种理论立场不一定被批判者明确表达出来，它可能是潜在的、暗含的；这种理论立场也可能不是清晰的，而是批判者的一个模糊的念头或还不成熟的想法。把批判中的这种理论立场明确、清晰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过程，就是一种批判中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批判中的构建大概开始于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在他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呈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线索。首先，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后，指出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错误的，应该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其次，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通过批判鲍威尔关于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的观点，提出了关于人的解放的观点。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主要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人类解放的思想，但是“人类解放”自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并且察觉到人类解放的重任落到了无产阶级头上，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文章中他还讨论了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把两者的关系比喻为大脑和心脏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哲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目的在这里形成了，马克思毕生的目标就是创建一种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尝试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在里面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一个是类本质理论，认为作为类的人，其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用异化劳动来指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最大的问题，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扬弃异化劳动。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写的著作。其主旨是批判，但在批判以鲍威尔兄弟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萌发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思想雏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鲍威尔把批判精神与群众对立起来，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可以把这一论述看作“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最初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离开自然科学和工业、离开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理解历史，他们只能找到“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并将其作为历史的动力和基础——之后，指出历史的诞生地在“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并且明确提出了“生产方式”这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把人理解为“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的观点时认为，人不是自足的、封闭的原子，人每天都要用外部的东西把自己的胃灌饱。因此人处于与他人的现实利益关系中，他们的现实联系不是国家的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市民生活来说明政治生活，并且不再将市民社会的人理解为原子式的抽象的人，而是将其理解为生活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总体而言，正是在《神圣家族》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面、无情的批判，让马克思和恩格斯萌发了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想法，这些想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到了较明确的表达。
我们只看标题就知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目的是批判费尔巴哈，但恩格斯也指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因为马克思在这里着重论述了他所创立的科学实践观，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世界观的基本要点。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唯心主义夸大主观能动性的缺陷，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只是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人消极静观的对象，而不能把它们理解为人能动改造的对象和结果。唯心主义虽然看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但它不懂得实践是感性的物质活动，而是夸大主体精神的能动作用，将对象理解为精神创造的产物，理解为思想的客体。反之，马克思提出把感性的物质活动作为新哲学的基础，克服旧唯物主义脱离实践的弊端，合理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接着，马克思批判旧哲学离开实践争论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现实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并指出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即从每个单独的个人中抽象出共同性，包括人的自然性和精神性等，这样的人在本质上就成了抽象的、孤立的存在者了），与之相反，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马克思把实践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通过上述对直观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明确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把“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这体现出马克思新哲学的基本特征。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样，以批判为目的，却成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第一次系统阐述的著作。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否认任何历史的物质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考察历史的前提。他们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历史活动和历史关系的四个方面：生产是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需要的满足导致了新的需要的产生；一定人口的存在和延续也是历史的必要条件；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阐述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生产力和交往的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很少使用生产关系的概念）及其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运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
从前述可知，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为批判蒲鲁东的观点而写的，而结果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问世的第一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起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蒲鲁东在安排经济范畴的顺序时，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方法排列经济范畴，赋予它们实现平等和消除不平等的特性。马克思批判地认为，历史绝不是范畴的逻辑推演，也不是永恒、平等、理性的自我表现，而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在批判了蒲鲁东抽象的经济范畴后，阐述了自己的概念，特别是生产力的概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但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一种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随着新生产工具的产生，社会关系会发生相应变化，而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使用生产关系范畴，但使用更多的是交往关系、交往形式等术语；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明确地把生产关系作为人们借以进行物质生产的关系，作为与生产力对应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批判地指出，蒲鲁东只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生产麻布的，但不知道这些社会关系和麻布一样，也是由人们生产出来的，并不是永恒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但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又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所以，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也就是相应的市民社会，从而有了作为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通过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这一基本规律在《哲学的贫困》中得以完整、全面地阐述。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历史中，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受到既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受到不可自由选择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因此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人，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人。所以，没有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性，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共产党宣言》本应完全是一份宣示理念和主张的文件，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写成了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并对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念进行了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在《哲学的贫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地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种斗争现在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对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有了一些初步构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作为获得者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将获得自由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通过批判劳动异化和拜物教，提出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理论。马克思是按照主体活动的不同目的和领域来划分这两大王国的，在物质生产领域，人们活动的目的是由自由活动之前的“必需”和活动之外的“外在目的”规定的，活动的目的和手段相互对立，活动本身不过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因此，生产本身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生产的手段又是作为劳动力的人，人就成了自己手段的手段，所以以生存为目的的生产就是一个“必然王国”。相对于“必然王国”，“自由王国”中的活动目的由活动本身产生并由活动来满足，活动本身实现了目的和手段的一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人类处于“必然王国”，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自由活动”才成为全部社会的基础和整个社会活动本身，“必然王国”才会被扬弃。
《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马克思在批判了“哥达纲领”空谈“劳动”和“平等分配”的机会主义和鼓吹“自由国家”的错误观点后，提出和阐发了两个很重要的理论。一是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观点，该观点强调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二是国家的本质理论。“哥达纲领”主张德国工人党应当“用一切合法手段去争取建立自由国家”“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并从这些合作社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这是基于对国家本质的错误认识而产生的改良主义主张，该主张直接否定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马克思指出，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在于不把现存社会当作现存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精神和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马克思强调国家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物，它是以一定的社会存在为基础并受到这个基础制约和服务于这个基础的。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从原则出发”的“世界模式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提出了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原理。杜林用他的方法构造哲学体系时，认为哲学应当包括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分为三类：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或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关于人的学说。杜林认为，原则本身先于客观世界即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存在，只是后来才被应用于客观世界，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要适用于这些原则。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认为，杜林把“从原则出发”的先验主义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必然导致历史唯心主义。杜林依照他的“世界模式论”和先验主义方法，把世界描述为是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单一的东西即“存在”开始的，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世界统一于存在”的错误命题，指出杜林关于“存在”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杜林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命题，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与运动、物质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不仅提出了具体的观念批判和理论建构，还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其中包括很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在《反杜林论》中诞生的。总而言之，恩格斯在对杜林的错误观点进行逐一批判的同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次成型。后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与对杜林的批判相关。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功不可没，而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更有利于人们理解、学习，更有利于其传播。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化的过程，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对经验批判主义展开的批判中完成的。当时，俄国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一批人企图用马赫主义补充、修正和替代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赫主义说成最新的“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为此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马赫主义。列宁批判地指出马赫主义的实质是唯心主义，马赫主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感觉”“要素”，从而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走向了不可知论。针对马赫主义对物质概念的歪曲和攻击，列宁给物质下了一个明确的科学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针对马赫主义否认认识的可能性的观点，列宁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结论”，这三个重要结论准确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针对波格丹诺夫等人宣称的只承认“仅仅在某一时代范围内的客观真理”，列宁指出波格丹诺夫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并详细论述了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坚持了真理的实践检验标准。总而言之，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了马赫主义阐述的物质观、认识论和真理观，其论述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是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
“原理”这门课与其他四门思政课承担着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任务，相比其他四门课，“原理”课程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讲授，这些基本原理会或多或少地应用于其他四门课，这些基本原理和方法是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事关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
意识形态教育本身是一个既建设又批判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确立一种思想观念，但是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可能存在与之对立的或竞争的观念，特别是在今天，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层出不穷、风起云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思想观念的传播和获取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一种思想观念的确立和传播就不可能是简单的灌输，宗教式的传播在今天已经行不通。这就要求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在培育和确立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要让学生正确认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在“原理”教学中把建设性和批判性统一起来，有利于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有利于学生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也对学生学习其他四门思政课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