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灌输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这一理论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灌输性理论科学地融入中国国情，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灌输性理论。
1.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灌输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邓小平根据国情，在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发展了灌输性理论。首先，在强调灌输的必要性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社会环境异常复杂，要想取得革命胜利，首先必须深入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工作。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理论灌输教育是党的所有政治任务的先决条件，是首先需要引起重视的；要确保灌输教育在动员全党开展政治斗争中的核心地位。[14]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共产主义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法宝。另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肩负着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重任，要更加重视对广大党员进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宣传和教育”[15]。可见，无论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两位领导人都强调理论灌输的重要性。
其次，在灌输对象方面，毛泽东将以往理论家强调的工人阶级扩展到农民阶级以至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认为共产党人仅限于在工人阶级的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当中开展相关的理论教育工作[16]。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毛泽东既强调了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在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性，又指出“灌输工作应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进行”[17]。除了对人民群众加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灌输之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对青少年的教育，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他号召党组织努力做好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与组织引导工作，尤其是共青团要继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贯彻于全体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中[18]。此外，在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灌输的目标是使青少年成为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理论武装的优秀人才，让他们全身心投身到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伟大事业中去；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灌输工作要从入学开始，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灌输贯彻在整个学习过程的始终[19]。
最后，在灌输的方式方面，毛泽东主张灌输的方式要与各个阶段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避免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1930年，毛泽东提出除了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之外，“共产党人还应当把马克思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客观现实中，不能脱离实际，本本主义是不可取的”[20]。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政治动员要保持常态化，不止是一两次；灌输政治纲领要灵活，不只是让群众会背诵；灌输要结合具体的战争局势，要结合作战人员、群众的生活实际。[21]邓小平同样强调灌输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使用多种科学手段和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他明确地指出，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教条化，应该在实践中活学活用，要掌握它的基本原则，灵活运用它的基本方法，在具体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得以验证与发扬。[22]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还强调了社会媒体在理论灌输方面的重要作用，媒体要敢于、也必须承担起历史使命，在灌输青少年的共产主义思想、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23]
2.江泽民和胡锦涛对灌输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日益丰富，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灌输性理论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发展进程。分别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邓小平的灌输性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灌输工作成功推向了新的高度。
首先，在灌输的必要性方面，江泽民强调向人民群众灌输一元性先进理论是十分重要的。改革开放30年，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加强，差异性加剧，选择增多，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思想政治意识有所松懈。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巩固，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不可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群众的根本思想基础，是保证全党紧密团结的根本思想基础，是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长治久安的根本思想基础”。[24]胡锦涛指出思想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思想政治建设，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是理论建设”“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全党和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5]
其次，在灌输的内容和对象方面，江泽民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社会主义优秀精神纳入灌输内容之中，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内容。在2001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一定要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真正灌输到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之中，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不断深入到全体人民的头脑之中，成为我们共同奋斗的思想要求和行为规范”[26]。此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的大量优秀感人事迹以及抗洪精神、创新精神、奋斗精神等也被纳入灌输的内容之中。胡锦涛将灌输的重点对象确定为大学生，强调要切实改进和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与人民共奋斗、与祖国同命运、与时代齐步伐”。他提出，在向大学生实施“灌输”的过程中要深入进行几方面的教育，归纳如下：第一，要构建理论信念教育的核心，进行正确而深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教育；第二，要将爱国主义教育视作重点，进行深入的民族精神教育；第三，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进行深入的公民道德教育；第四，将大学生全面发展作为目标，进行深入的素质教育。
最后，在灌输方法方面，江泽民强调理论灌输要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灌输方法上要借助现代媒体手段并重视舆论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必须努力把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把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相结合……我们应该不断发挥理论灌输在群众工作和奋斗中的精神支柱作用，用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引导群众的思想认识”[27]。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网络媒体也迅速崛起，“为适应当前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强对大众传媒和文化设施的建设”[28]，要更好地保持住网络宣传这一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极具影响力的新阵地。胡锦涛则强调党的领导与理论学习是重要保障与途径。在2003年12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此外，他还明确了以下具体措施：在工作体制方面，应该由党委统一领导；强化宣传思想工作的队伍建设及文化体制的改革；再者，强化宣传思想与文化领域对应的法治建设；等等。
3.习近平对灌输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他审时度势，立足于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军进而实现总体依法治国的大局，在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的灌输理论的基础上，对灌输的必要性、灌输队伍、灌输对象、灌输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创造性阐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首先，在灌输的必要性方面，习近平认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他专门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9]。当前全国人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而中国梦的实现不仅要有极丰富的物质财富，也要有极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30]。至于灌输的内容，相较前人，他大大拓展了灌输的领域，提出既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还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加强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建设。另外，“要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先进模范都要为全社会做好表率、起好示范作用，引导和推动全体人民树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31]。
其次，在灌输对象方面，习近平认为，既要全民灌输，又要重点突出。在全民灌输方面，要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必须有信仰，“要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为支撑”。全国人民应结合自己的职业、身份等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重在将“中国大梦”和“个人小梦”结合起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力量，促使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出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外，在重点突出、精准把控方面，习近平首先强调要做好对青年群体的灌输，因为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实现，他们必须理想坚定、志存高远、脚踏实地[32]。对重要群体、领导干部的灌输，主要通过“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教育进行，要抓好“关键少数”。对8000多万名党员，通过“群众路线”“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开展，强化宗旨意识、党性原则。习近平还强调一定要抓好对军人的灌输，使其在理想、素质、精神和道德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成为新一代的军人，实现强军梦。至于灌输所依靠的主体，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灌输工作的领导，努力构建以宣传思想、文艺、新闻舆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五重灌输队伍。
最后，对于灌输方式，习近平强调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灌输是由一系列因素构成的动态过程，但在不同事件上又凸显出阶段性。在“两学一做”过程中，习近平把这一教育分解成学习和践行两大阶段，在每一阶段又细化为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检验方法，最终实现党员的自我提升。在因时而进中，习近平除了肯定传统的灌输媒介的作用之外，还高度重视互联网的作用。在新形势下，灌输主体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深刻变革，要及时推动“互联网+”行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资源、载体属性和传播尺度等方面的变革，开发多款App、微信等网络平台，利用网络开展在线学习、网络征文等活动。“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33]。所谓因势而新，就是在灌输时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断改进方式和方法，反对强制性的生硬的灌输，灌输要综合巧用、活用等多种方法，合理采用以渗透性、生活性为特征的柔性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述、宣传活动中，要同日常生活有效对接，通过公益宣传方式让其进脑、入耳、深心。同时，习近平还强调将灌输的方法和艺术科学有效结合。这展现在他本人的语言艺术上：以大众化的语言为主要特征，既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