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申论

吾国于世界上号称开化最早，文化学术均为本国之产，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内渐，吾国民亦常以本国之精神使之同化，而理学尤见吾国之特性。宋室以来，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厚薄之本末，天下国家安危兴替治乱之因果，均执于讲学者之手。自胡文定之后，鹅湖白鹿风靡天下，如是天下之秀咸趋而进教于讲学者之门，于是乃无事。（而非讲学）遇富贵，在富贵上作工夫，遇贫贱，在贫贱上做工夫。（朱子语）自始及终夙夕罔懈，其向上之猛非徒在口舌上。夫逸居安业可矣，而彼辈曷若是之遑遑也？盖一则贤者自立之志坚，聚精会神风发泉涌以求为善，一则贤者救世之心苦，先知先觉欲求天下之人同登道域，仁心仁德报社会之知遇，尽一己之天职，此则又其大者也。故曩者一代精神集乎讲学。理学中之大者曰程朱，曰陆王。程子沈潜，至晦庵而其学益密，陆子高明，至阳明而其学益精，一则酿有宋一朝之学风，一则酝有明一代之文化，是皆讲学之力也。时至今日，上无礼下无学，朝无鲠直之臣，野无守正之士，加以西风东渐，数千年之藩篱几破坏于一旦，而自由平等之说哄动天下之人心，旧学既衰，新学不明，青黄不接岌岌可危。噫，伏生之不作，谁抱遗经？孟子之不出，胡闲圣道？潮流荡漾水生黑海之波，风云变幻雨洒西方之粟，名世者之不出，苍生益陷于涂炭，于是乃风俗猖披，人情诡诡，奸伪阴险书尽南山之竹，暴戾恣睢洗秽东海之波。虽然犹有望也，青年学子天性未凿人欲未滋，今日之书生后日之栋梁也。中国而亡则已，不亡则学生之赐必矣。虽然年来，青年界之趋势日即于败，是则尤可痛心者也。其原因则道德之不修也，学问之不讲也，爰列社会及青年现在之趋势，针以我国之理学，申引朱王之学说，明其得失，详其利害，以备最有希望之清华同人观览焉。

执途人而问之曰，吾国人民如此其众也，土地如此其大而丰饶也，而外国顾如此之欺凌我者何耶？则皆将应之曰：彼强我弱，弱役强者，势也。善哉，善哉，中国之危中国人之弱也。中国朝野上下无不犯一弱字，洪范六极之一曰弱，弱之不能存，于天然淘汰之中久矣。恹恹暮气弥漫于国中，欲国之不亡不可得也，吾国士大夫以弱为文，体质之逊于外人，讳无可讳，个人体质之弱实与国力有绝大关系，而为种族无穷之隐忧，至于精神上之弱，尤可触目心寒。精神上之弱，大别为二，一曰荒惰，一曰无恒，二者为吾国百事不整之原因。如工业，如商，如农作辍无常，习于荒怠，而且未葸退缩，因循不振，而全国人望之莘莘。学子亦有此现象，何以知其然也？夫观之既往而知之矣，学校之开创久矣，学者之成就众矣，而国中所谓能力者，百不得一焉，求所谓才士者，千不得一焉。求柱石栋梁能一身任国家之重者，遍国而可数也。是则学人之多而有用者之少也。夫圆颅方趾皆人也，无人不可以有为也，而无人可有为者，其自暴自弃也，自暴自弃，荒惰之风为之也。夫吾人就学之初，莫不意气逼人，国手自况，而英爽之气恒与时光为反比例，亦若光阴为石，豪气为铁，愈久而愈消磨矣。是则或无自信力，或无勇气，而皆因无恒之习为之也。

故吾辈有志救国不可不发愤图强，发愤图强不可不除偷怠之风，除偷怠之风不可不求鞭辟入里之学，求鞭辟入里之学，求之于外国之不合国性，毋宁求之本国。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况治弱病，必择学术中之最谨严，行动言语之间丝毫不使放松，无可推诿无可怠惰，日日慎独，时时省身则可。如此之学术舍理学外罕见其他，故理学者医弱症之良方也。而晦庵阳明又理学中之巨子，晦庵之反躬实践，无时无地不用工夫，斯非正弱之反而耶；而阳明之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而不行即是未知，何等坚确，何等专一，为荒惰无恒者之绝好针砭。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之学。今日人心之大患既在乎弱矣，青年学者志行亦既流于薄矣，志行薄弱者，无定主无精神之谓。夫既体乏精神，胸无定主，则如能潜伏不动，不鲁莽决裂，则患当少杀而祸可稍缓，而今日之所谓青年者，恒吹气如虹，光芒万丈，是固无足怪，吾辈生不逢困乏，不知挫折，得天独厚不知其艰难也。顾此风益长，吾国益惫。盖以薄弱之心胸随嚣张之乱风，加以新风之潮流，于是人心如水然，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波澜起伏，毫无定主，全不可依赖者也。故无敌力而热心者徒偾事也。昔者希腊将亡也，其国民竭其全力以抗马其顿，然而败者热心而无敌力盾其后也，若近来朝鲜之将灭也，为银行交涉，慷慨激昂开会而至者数万人，然而未有补于国也，不旋踵且为日并矣。吾国自海禁大开之后，欧风美雨咄咄逼人，于是乃有爱国之士出，于是乃有热心之士出，举笔则山岳崩颓，抵掌则风云变色，是宜可以救亡矣，而国何犹至于此极也？盖热心爱国者当出之以镇定，当继之以实力，自由平等者，当衡之于法律，更当尤之以学问，若在就学之年则魄力未壮，胡可操刀以割耶？故吾辈视之为自由平等者，人见之以为放恣，以中无实学故也。欲求实学，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

今日人心既患嚣张矣，顾又加之以虚浮圆滑之手段，漂亮之学问，习焉不察，毫不为怪，本国之人相欺以伪，文字之上冠冕堂皇，心腹之中艰窘特甚，奢侈轻躁，施施然且自得也。回顾而及今日之学生，则虚浮之习尤不能免，其故则物质之文明，日日回旋于其脑中，耳目之官，心智之思，俱不见他物，惟见机械之巧，器物之精，分妙之中无不思发达其心智，长育其体魄，而人身之源，人类之英世之所谓心性之学者，乃无暇入其心中。夫鹜于技巧之途而人心趋于诡诈，驰于精美之域，而人心流于侈靡。势也，亦宜也，故欲救轻浮之弊，必先去其机械侈靡之心，而使之及于真正之心理文明，则物质文明相得而彰，可大可久矣。心学理学固以朱王为巨擘，盍试亦求之欤？

夫志行既薄弱矣，又加之以嚣张，既嚣张矣，又加之以虚浮，而嚣张虚浮之外又有种种恶习劣点，此则俱或由于志行之不坚，习气之不戢，人心之轻躁，然除此而外则又或根于第四原因者，则不明事势，遇事无科学上之一定之观察是也。盖人未有不自足，而称人之恶者，未有不讥人而詈己之善者，此则未必皆出于骄嫉之念，亦有其病在一蔽字，人若不自知耳，知之则可以改之矣，知之而不改者有之矣，不知而不知以改者，未尝不多也，不明理势则或本一以概，凡见邱山而毫末，见夭殇而寿期颐，或执一而忘百，胶柱而鼓瑟，刻舟以求剑，不衡轻重，不察小大，不论缓急，不究先后，是以胸中无一定主张，遇事则茫然不知其所可。英人之言曰，日光之所以不没于英国之国土者，盖以英人遇一事有事前之成见，有临时之规划，每至一地，无论有法人有德人，而英人可使之俯首就范，以吾人精神秩序较若辈为强也。西国史学家之论亚历山大帝之战也，谓其有战前之预筹，临事之机变，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故欲大有为者，非有清醒之头脑，正确之思想不可。而吾国一班士夫则尤弱于此，不明理势，散布其害种恶果遍国中，而及于吾辈青年者，则二事为大。二者为何？一则偏于理想，一则偏于表面是也。

偏于理想者何也？盖尝论之，方吾辈年少气盛，未尝不以未来之国士自许，虽然及其出而仕重责计大事，则其恢恢有余者鲜，其可以砥柱一时者鲜，则岂其志气之尽消磨哉。何其虎头而蛇尾耶？盖国士盖亦有国士之道耳，向使在一人意气，其盛之日执而问之曰：如何而可谓之国士，为国士须如何作为，如何手续，则类皆张目结舌而不知所以对。盖平时固未尝念及此，即念及此而未尝有线索，有法则，有科学上之思想论断故也。矧平日所学，不过发达心智，未发助其任事才力哉，任事之才力虽或得之于经验，亦可得之于学问。盖如取学问，挹其精华而使其为我所有，则亦可以增进才力，遇事可不至张皇矣。

偏于表面者何也？盖吾辈类无深入之理想，取毛取皮而不究其根源，即如今日国学之不振，亦未尝非由于此病。自西化东渐，吾国士夫震焉不察，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遂神圣欧美，顶礼欧学，以为凡事今长于古，而西优于中，数典忘祖莫此为甚，则奴吾人，奴吾国并奴我国之精神矣。是非不明，理势之又一大病耶，知其病则宜常以心目共同观察，遇事遇物随地留心，精于锻制，工于取法，若此则全为朱子穷理之学。故治朱子穷理之学者，后日成功之张本也。

记者以理学谵言与同学诸君见者半载于兹矣。今也时当春令为一岁之首，送尽严冬，催残腊鼓，是时也，诸君类当有一岁之新，犹新谋，而于身心之际，尤当首加以省察，固不必朱子，不必阳明，而要以道德为指归，以正确之目光坚强之心胸为准的，树德务滋，除恶务尽，自强自胜，则虽未学晦庵阳明之学，亦实晦庵阳明之所许也，记者之作理学谵言亦非欲人人从二人之学，实仅欲明道德之要，以贡献于诸君之前，聊尽一得之愚云耳。

（原载《清华周刊》第13—29期，1914筚9月至19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