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章经》之版本

《四十二章经》之版本

《四十二章经》传说为汉明帝（58A·D—75A·D）时的译经[1]，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然而，晚近中外的有些学者却称它为伪书。其理由甚多，这里我只引用梁启超列出的一种理由。他说这部经“颇含大乘教理，其伪作者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合释、道思想”[2]，但由于未稽考本书版本的历史，故其推论必须捐弃。

本书既为最早的中国佛教经籍，它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有了译本，定然经过多手钞传，待印刷术发明后，诸种版本也因而增多。本经除历经抄写刻印的更改，而且由于此经深受敬重，那些作伪者又添加了诸多内容，以支持其所奉行的教理。所以此经历经改窜，其大乘教理，与梁启超所指的老庄玄学，实为后世所妄增，而非六朝以前的旧文。

据我所知，《四十二章经》的版本有数十种，文字出入，多寡不等。但可析为三系：（1）丽本，宋、元、宫诸本大致相同。（2）宋真宗注本。明朝南藏始用之，仅录其经文及其序，至若小注则未刊入[3]。（3）宋守遂注本，这是宋代最为流行的版本。故明朝僧人智旭[4]、了童[5]、道霈[6]以及清朝僧人续法[7]，均用守遂本。而道霈的书中谓云“杭州云栖大师言：‘藏经之本未妥，宜用守遂本’。”[8]此中云栖大师即是袾宏，乃明代造诣甚深、影响颇广的僧人，并有众多的信徒。

简要言之，自明初以来，藏经所载《四十二章经》乃是宋真宗注本正文，而世俗久已流传的是守遂注本。现金陵刻经处印行的、在中国最为通行的也是守遂注本。

我目前的看法可归列如下：（1）守遂注本经后人所改窜；（2）真宗注本不若丽本可信；（3）出现在守遂本中的大乘教义乃是宗门禅僧的发明和附会。据此，尽管有种种说法，我们也不可称谓《四十二章经》乃非汉译的佛经。

现已知道，丽本是出于北宋初的蜀版，而蜀版必系采集唐代以来所公认的一切经。譬如，《初学记》卷二十三引本经曰：“僧行道，如牛负行[9]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此文与丽本相同，而守遂注本则改为“如牛负重行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视。”意思虽同，可字句已变。又唐初玄应《四十二章经音义》，载“输敬”及“桼箠”二语。“输敬”，丽、宋、元、宫四本均有之，而守遂改为“愈敬”。“桼箠”二字我怀疑即是四本“深弃去垢”句中的“深弃”二字的原文[10]。守遂本必因见其文难通，而改为“去滓成器”。《法苑珠林》也是唐初之作，其引本经“饭凡人章”[11]引文与丽、宋、元诸本同，而与真宗注和守遂本异。因此，守遂本定非唐人所见《四十二章经》之旧。

梁武帝时，陶宏景撰《真诰》一书，自称其书为其人诰语。在《真诰·甄命授篇》中，有二十章窃自《四十二章经》，取此与丽、宋本与守遂本对勘，则其真伪了然。《真诰》所窃取的每章皆与丽、宋本同，而与守遂本异。如丽本和真宗本均有“人为道亦苦”章，《真诰》袭取全文，而守遂本则割去此章。又丽、宋本在“牛行深泥”章之前，有“摘玄珠”章，《真诰》抄合为一章，守遂本仅存后一章。又“水归海”、“磨镜垢”、“爱生忧”诸章，《真诰》与丽、宋本同，而与守遂注本异。据此，则丽、宋古本为南朝旧文，而守遂本实为作伪者改窜。

《四十二章经》乃撮取群经而成，因而其中各章颇有见于巴利文各经及中国佛典，而本经通常较为简略。今略取其数条对照之，则丽本常合乎原文，而守遂本则依意妄造。（1）“礼从人欲章”，丽本有“以恶来以善往”之言，而守遂本全删之。然此章实见于《杂阿含》卷四十二，及巴利文杂部七之一之二，均有恶来善往之意。（2）“木在水喻章”，丽本为“不左触岸，不右触岸”，而守遂本改之为“不触两岸。”然此章见于《杂阿含》卷四十三，则有“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之句。（3）“慎勿视女章”，丽本和守遂本不同，此章在巴利长部《涅槃经》、《长阿含游行经》均载之。然按其文，则丽本实见于原文。（4）丽本之“莲花喻章”之末，有“唯盛恶露诸不净种云云”一句，而守遂本全删之。惟《杂阿含》卷四十三载有类此之经，则实有“诸种不净云云”。

凡此数端，均可确证汉译《四十二章经》，实根据印度原文。但或因译经之始，常将印度原文易繁复为略简。至若守遂本，则因不悉原文，妄加臆测，所改治遂常不合本原。

元朝皇庆元年（1312年），元僧溥光为真宗注本撰序，其序文仅言本经注文是前朝所作，未言注文乃即宋代皇帝真宗所撰。宋人赵希弁的《郡斋读书记附志》中载，他已不知《卸注四十二章经》的年代。然而《佛祖统记》第四十四卷（英译误为第四十五卷—译者注）载：天禧三年，“译经三藏法护等请以《卸注四十二章经》、《卸注遣教经》入藏颁行，诏可。”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三中提及一卷本宋真宗卸注《四十二章经》，并附言：“其亦见于大藏。”据此，不仅宋真宗为《四十二章经》作注，而且此注本已刊入当时的大藏经中了。而《佛祖统记》又谓云：“大中祥符七年，浮石、崇矩法师（四明法智弟子）至京师，上闻其名，召入内殿，讲《四十二章经》，盛谈名理，上心大悦，赐紫服金弊香药。”约在同时，孤山智圆[12]法师亦已撰成一卷本《四十二章经》注。可见，真宗时代，研究此经之人也不在少数，绝非仅真宗一人。

据此，丽本仍保存六朝时旧文，合乎印度原文，确然无疑。真宗注本虽与丽本大体相同，但仍有一部分为丽本所无，而为守遂本所有。如真宗本和守遂本（1）其首章皆为“转四谛法轮章”，（2）于此多出的一章中，二本均有“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无念无作，非修非证”等句。我以为，“非修非证”这类词句都是宗门教下的流行用语，此类描绘如来得道之光明以及所谓“转法轮”诸句，皆与二本原旨相违。二本在最末一章中又都多出十一句，而且二本同有二十难一章，而丽本和《真诰》只叙五难。按北凉译《三慧经》中述五难三次，丽本五难同其第二次，可见印度原文初只五难。丽本之文，确然有据。真宗本和守遂本中余十五难显然为伪造。又按宋真宗注本首五难中，有“判命不死难”[13]，文句极费解，真宗遂谓“不”字当为“必”字之讹。[14]丽本于此作“制命不死难”与《真诰》所引相同，若证之《三慧经》“制人命不得伤害者难”，则文化昭然，据此益信丽本得原来真面目，而真宗本引文益见其伪。

守遂本新义之增加，远较真宗本多，这也是守遂本最可异、最显著之处。其最要者如下：

（甲）守遂本之首，多“轮四谛法轮”之章。

（乙）多“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一全章。

（丙）饭凡人章中，又加“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言。

（丁）人有二十难章，丽本只言五难，而守遂本加“心行平等，见性学道”等三十五难。

（戊）丽本原为“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言？言道”等语，改为“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等。

（己）丽本之“睹万物，形体丰炽，念非常”，改为“观灵觉，即菩提。”

（庚）牢狱章末加“凡夫透得此门”二语。

（辛）得为人难章之末，经增改后，有“发菩提心，无修无证”之语。

（壬）牛行深泥章，前加磨牛章，中言“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癸）末章多“视大千世界如一河子”等十一句。

上述甲、乙、丁、癸四条，真宗本有之，而余六条仅见于守遂本。

我们既已确证丽本至少为南北朝之旧，又合乎印度原文，而真宗本多处与丽本同，增删处较少，则真宗本可能较丽本晚出。而守遂本则有大量改窜，迥异丽本，其或为最后妄改之书。

以上所列十点，悉有禅意，为禅宗习用之表述方式，如“见性学道”、“修无修修”及“凡夫透得此门”为大乘佛教所有，而固《四十二章经》所无。

我以为《四十二章经》的修改，必是出自禅僧。1913年，释梵澄法师往河北、山西搜寻古佛经本时，在山西赵城发现4957卷佛经。现已考证这些经卷印行于金代皇统和大定年间。（1141—1189）[15]由一贵妇崔法珍捐助。这部金刻藏经，中有《宝林传》，其存有先前不为所知的经书[16]。《宝林传》记述了双峰山曹侯溪附近的宝林寺之历史。此书作于唐真元年间（785—804），作者是宝林寺和尚智炬。赵城金藏中，《宝林传》原有九卷，现仅存六卷[17]。其第一卷中，载有《四十二章经》。此本最可注意者有二：（1）其行文常用韵语，如仰“天垂章”云：佛言：

恶人害贤者，犹如仰天垂；

唾不至天公，还从己身坠。

逆风扬恶尘[18]，不能污上人。

贤者不可毁，祸必降凶身。

（2）《宝林传》本除文字稍有出入外，与宋守遂本几全相同，举凡守遂本所增加之新义，均原见于《宝林传》[19]。

此诸新义本是禅宗口头所常用，则现今中华流行之《四十二章经》，必为禅宗人伪造。《宝林传》作者智炬系属南宗一派，所以《宝林传》乃是造谣作伪的宝库。因此，《四十二章经》之窜改，即谓宝林系僧人或智炬本身所妄改，亦非过言。

“仰天垂”章，在巴利文中，虽都有相近之偈言（见其《杂阿含》部一之三之二，及部七之一之四，与经集六六二，及《法句经》一二五），但是《真诰》中却无此章，可见中华原译，于此并无偈语。禅宗典籍既好作偈语，则《宝林传》本之间有韵文，或亦因遁宗门改散文为韵文之结习。

杭州六合塔现存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石刻《四十二章经》[20]，石刻经文与守遂注本大致相同。石刻经文乃由四十二位官员书写，每人一章。由此可见，南宋初期此经已为朝庭所识。其文末有西蜀武翃的跋文，其中说道：“迦叶、竺法译于前，智圆训于中，骆偃序于后。”

孤山智圆乃天台教僧人，然固亦深受禅门之影响。跋文之所以提及他，盖因其所训之《四十二章经》或为禅门所传之本。又武翃跋文，谓此经“与《太易》、《老》、《庄》相表里”。可见此新改之本，不仅加入大乘教义，而且其言可与玄理相附会，则宋人已先梁启超先生言之矣。疑《四十二章经》为伪作的人们，其既无一人考证此经版本历史，故其率而下此结论。然而，事实上，古本《四十二章经》，既未申大乘之圆义，更不涉老庄之玄致。因而，梁启超据此而怀疑《四十二章经》为魏晋人伪造，必不可也。

（陈继东译）

译者识　《〈四十二章经〉之版本》一文，由美国学者J.R.Ware先生译成英文，发表在由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6年4月号。原中文底稿今已不见。本文内容后收在汤用彤先生1938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第三章“《四十二章经》考证”中。今参照此书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