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竺道生事迹
我国译经自道安之后大盛。道安主持长安之译经，所出多属一切有部。罗什在长安时，所出注重《般若》三论。昙无谶在凉州所译，以《涅槃》为最要。竺道生者盖能直接此三源头，吸收众流，又加之以慧解，固是中华佛学史上有数之人才。刘宋时人王微以之比郭林宗，乃为之立传，旌其遗德。而释慧琳《竺道生法师诔文》推崇亦备至。（见《广弘明集·僧行篇》）。文有曰：
乃收迷独运，存履遗迹，于是众经云披，群疑冰释，释迦之旨淡然可寻，珍怪之辞皆成通论。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领玄心，于此为易矣。
竺道生本姓魏。《高僧传》曰钜鹿人，寓居彭城。（《诔文》彭城人，《宋书》九十七，《祐录》十五均同。）家世仕族。父为广戚县令（《诔文》、《 录》同，广戚晋属彭城国，《宋书》作广武则属雁门郡），乡里称为善人。生幼而颖悟，聪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爱而异之。
后值沙门竺法汰（《祐录》丽本作法太道人，《宋书·法大诔文》法汰。）遂改俗归依，伏膺受业。因从时习，故姓竺也。既践法门，俊思奇拔。研味句义，即自开解。故年在志学，（《诔文》、《祐录》同，《宋书》作十五亦同。）便登讲座，吐纳问辩，辞清珠玉。《诔文》曰：
于时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穷词挫虑，服其精致，鲁连之屈田巴，项托之抗孔叟，殆不过矣。
按竺道生不知寿若干岁及生于何年。按南京瓦官寺立于兴宁年中。（三六三至三六五，见《僧传》《法汰》及《慧力传》。）竺法汰下都，居瓦官寺。简文帝敬重之，请讲《放光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按简文帝在位仅二年（三七一至三七二）其时瓦官寺创立未久；及汰居之，乃拓房宇，修立众业。（见《高僧传·法汰传》。）是汰之来都在兴宁年后，简文帝之世也。
但《世说新语·赏誉篇》载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车供养之，因此名遂重云云。查王洽卒于升平二年（三五八），则法汰到京实在立瓦官寺前数年。而汰后卒于南京，系太元十二年。自升平之初至此共三十一年。竺道生出家即在此三十一年间。据《高僧传》，简文帝请法汰讲《般若》，时黑白观听，士庶成群，三吴负帙至者数千。道生之出家，或在是时（三七一至三七二）。又其后若干年，而道生年十五。（如假定在三七五年，而道生死于四三四，则道生寿六十岁。）又其后约五年，当二十岁时，受具足戒。《祐录》曰：“年至具戒，器鉴日跻，讲演之声，遍于区夏，王公贵胜，并闻风造席；庶几之士，皆千里命驾。生风雅从容，善于接诱，其性烈而温，其气清而穆，故豫在言对，莫不披心焉。”
《高僧传》谓生与睿公（当为慧睿）及慧严慧观同学齐名。睿等三人均未闻其为法汰弟子。此曰同学，盖谓同学于鸠摩罗什也。慧观曾师慧远，然生公则未闻为远弟子，且法汰与安公同学，故道生与远公为平辈。至若世传，道生入白莲社，为十八高贤之一。按关于远公立白莲社之传说，多荒唐不可信。而远公与刘程之等誓生西方（四〇二），在最早记载如《祐录》、《僧传》俱无道生之名。亦未可信其在誓生西方百二十三人中也。
《诔文》谓生中年游学，广搜异闻。是生公当于三四十岁时去扬都游学。先至庐山，即在其时得见罽宾义学沙门僧迦提婆。查提婆在安公死（三八五）后至洛邑，数年后乃至庐山。
于太元十六年在山译《陀毗昙心》。（三九一，见《祐录》，该论未详作者序文及远公序。）至隆安元年（三九七）提婆东下京师。
道生应在太元之末数年至庐，得见提婆，从习《一切有部》义。按《名僧传抄》，载《名僧传·目录》，其卷十如下：
《名僧传》第十（《隐道下》中国法师六）
晋故章琨山支昙谛一
晋吴虎丘东竺道宝二
伪蜀郡龙渊寺慧持三
（中略）
守寻阳庐山西寺道生十（下略）
而《名僧传抄》之《说处》中卷十则如下：
第十
昙谛讲《法华》、《大品》、《维摩》各十五遍事。
惠持九岁随兄（原作兑）同为书生，俱依释道安抽簪落发事。
惠持辞惠远之处，入蜀之时，契以西方为期事。
庐山西寺竺道生事。
慧远庐山习有宗事（下略）
据《名僧传》卷十，首叙昙谛，内载其讲经事。（《高僧传》亦载之。）次为道宝。再次为惠持，内叙其共兄慧远从安公出家，及后入蜀事。及至第十传，则为竺道生。其中乃载有慧远庐山习有宗事。依此推之，竺道生或与远公同从提婆习一切有部之学。
不然者，则《名僧传》何以于道生传中，载远习有宗事耶？据《祐录》载竺道生于隆安中游庐山，则生见提婆应在建业，（提婆隆安元年到京师。）然与上所述抵牾。且慧皎抄袭《祐录》之传，而隆安中三字则除去，可见皎亦疑之。且如生果于隆安中到匡山，并居彼七年，则其至关中，必远在什公入关数年之后。夫道生闻什之来，当急欲相见，必不若是之迟滞也。
《僧传》曰：“生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万里随法，不惮疲苦。后与慧睿慧严同游长安，从什公受学。”而《祐录》谓慧观亦同行。《慧皎传》曰：“睿观二人先游庐山，闻什公入关，乃自南徂北。”据此则二人者亦当曾与远生二公同习提婆之学，后又共道生入关也。道生《诔文》叙生之见闻曰：
中年游学，广搜异闻，自扬徂秦，登庐蹑霍。罗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畅斯旨，究举其奥。所闻日优，所见赜。
生公在关中，僧众称其秀悟。按《续僧传》六，载齐王俭曰：“昔竺道生入长安，姚兴于逍遥园见之，使难道融义，往复百翻，无言不切。众皆睹其风神，服其英秀。”《肇论》载刘遗民与僧肇书曰：
去年夏末，始见生上人，示无知论。
肇公答书又曰：
生上人顷在此，同止数年。至于言话之际，常相称咏。中途还南，君得与相见，未更近问，惘悒何言。
按肇公作书应在晋义熙六年八月十五日。（见原书）而刘书则寄于前一年（四〇九）之十二月。而在其前又一年夏末生公南归至庐山，以肇著之《般若无知论》示刘遣民，盖为义熙四年也。
生公想系下都，路经庐山，不久即东去。故《祐录》曰：“义熙五年还都，因停京师。”（四〇九）道生还都，止青园寺；宋文帝、王弘、范泰、颜延之均敬重之。（见《僧传》元嘉中年范泰因争踞食，上表文帝，帝并下诏答之。表与诏书均言及慧严、道生、慧观三道人。可见生公与严观盖朝廷上下所重视者也。
道生还京，《僧传》谓住青园寺。刘宋初有二青园寺。一见于《高僧传》，为道生所住，是晋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种青处，因以为名，生既当时法匠，请以居焉。一见于《比丘尼传》，业首尼所居；元嘉三年王景深母范氏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与首起立寺舍，名曰青园。此寺似在前寺之东，故《比丘尼传》称为东青园。二寺一立于晋时，一立于元嘉三年也。道生住寺，后改名龙光。据景定、至元二志，龙光寺亦有二。道生所居谓在覆舟山下。宋元嘉二年号青园。（此当非确）。另一龙光禅院，在龙光门外。（约在今南京旱西门外。）而旧志有以禅院为道生所居者，景定志以为非是。按龙光门，宋及元时金陵城乃有此名。龙光禅院想因门得名。其建立或在宋代后也。又《祐录》谓道生未至庐山之前，已住龙光寺，僧传无此语，可见慧皎以为《祐录》误也。且此寺或立于晋义熙中，时恭帝尚未为帝，而生公去庐则在义熙之前也。
生公在匡山，学于提婆，是为其学问第一幕。在长安，受业什公，是为其学问之第二幕。及其于晋义熙五年（四〇九）南返至建业，宋元嘉十年卒于庐山，（四三四）中经二十五年，事迹不详，且不能确定其年月；但其大行提倡《涅槃》之教，正在此时，是则为其学问之第三幕。
法显携来之六卷《泥洹》，于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译出，即在道生还建业后之八年。《涅槃》佛性之说，生公似早有所悟。据《高僧传》曰：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忘象；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又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祐录》未言及此五论。）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歉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
生公立顿悟佛性诸义，不知在何年。惟据文而言，则生因潜思日久，彻悟言外，故立诸义，似与《泥洹》之译无关也。《泥洹》既至京师，当时人必已惊其为异说，初不必待生公之发挥也。《祐录》载之《出经后记》（全文见前）有曰，“愿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是译经时，众人已知佛性义为此经之特点。而彼记又曰，“于时坐有二百五十人”，而《喻疑论》谓有“百有余人”；二数虽不同，然当时同情于斯经者，要非只生公一人。斯经译后，引起学界之大波澜。慧睿《喻疑论》曰：
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于天竺得之，持至扬都，大集京师义学之僧百有余人。禅师（指佛陀跋多罗）参而译之，译而出之。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复致疑，安于渐照，而排跋真诲。任其偏执。而自幽不救。其可如乎！此正是《法华》开佛知见。开佛知见，今始可悟。金以莹明，显发可知。而复非之，大化之由，而有此心，经言阐提，真不虚也。
慧睿痛斥时人之唯相是非，执竞盈路。《喻疑论》之作，盖在纾时人之疑《泥洹》。而其谈皆有佛性，斥安于渐照，则全同情于道生之言论者。《喻疑论》又曰：
此《大般泥洹经》既出之后，而有嫌其文不便者，而更改之，人情少惑。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写之。容书之家，忽然火起；三十余家，一时荡然。写经人于灰火之中，求铜铁器物；忽见所写经本，在火不烧。及其所写一纸，陌外亦烧，字亦无损。
余诸巾纸，写经竹筒，皆为灰烬。
此事亦见慧皎之《法显传》中。（稍不同）。无论为伪造或误传。而当时信《泥洹》之人，必常见于此经之被疑而取此事证其不妄。（由此可见昙无谶记盗《涅槃经》事亦有同样作用。）且论文言人情少惑云云，必有人疑全书系伪造者。《弘明集》范泰《致生观二法师书》有曰：
外国风俗还自不同。提婆始来，义观（亦作义亲）之徒，莫不沐浴钻仰，此盖小乘法耳。便谓理之所极，谓《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提婆末后说经，乃不登高座。法显后至，《泥洹》始唱，便谓常住之言，众理之最：《般若》、《宗极》，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无主于内，有闻辄变。譬之于射，后破夺先。
此短简数语直概括东晋佛学之全部历史。中国义学僧人先谈《般若》，如道安、法深、法汰、支遁等旨是也。及提婆既来，而庐山南京诸僧（即所谓义观之徒）乃从而竞学。甚至且有诽议《般若》者。《喻疑论》曰：
慧导之非大品，而尊重三藏。
《三藏》指小乘，慧导者或即因学《有部》而指《方等》为魔书者也。及法显之六卷《泥洹》至，而宗之者亦大有人在。道生、慧睿、慧严、慧观皆信新说，而疑之者亦不乏人。如中兴寺僧嵩信《大品》而非《涅槃》。（《中论疏》卷三）。《高僧传》谓其兼明《数论》，末年僻执，谓佛不应常住，临终之日，舌本先烂。（《中论疏》所记颇不同。）《祐录》卷五，谓彭城僧渊诽谤《涅槃》，舌根销烂。（此事不见《高僧传》恐系僧嵩事误传。）
按《喻疑论》不知作于何时。然观其仅言及法显之《泥洹》则必在昙无谶大本流行以前。范泰之书，系论踞食，同时并有书致王司徒诸公。王司徒者，王弘，字休元。元嘉三年（四二六）正月为司徒，五年（四二八）六月降为卫将军。八月而范泰卒。范泰致生观之书中，亦仅言法显六卷本，则其时《大本涅槃经》仍未行世。时睿公作《喻疑论》，范氏讥信《泥洹》者之无主于内，可见诽议新经之烈。新经之领袖，当为道生。立佛性顿悟义，而性复刚烈；（二字见诔）锋芒或太露，为时所忌。故诔文有曰：
物忌光颖，人疵贞越，怨结同服，好折群游。
此盖叙生公被摈事。其被摈之故，《祐录》、《僧传》均谓因立“一阐提皆得成佛”义。传曰：
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是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生于大众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疠疾！若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狮子座！”言竟拂衣而逝。
初投吴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学徒数百。（《祐录》不载生居虎丘事）。其年夏，雷震青园佛殿，龙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曰龙光。时人叹曰，“龙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庐山，销影岩岫。山中僧众，咸共敬服。后《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
范泰《致生观二法师书》在元嘉三年至五年顷。生公犹住青园寺。但当在元嘉五六年中即被摈。何以言之？盖谢灵运为与严观二师共修改大本之人。其修改场所应在京内。（严观均京师僧。）在元嘉三年以后，康乐只到京二次。第一次在元嘉三年，被徵为秘书监，至六年乞假东归。此时大本至建业。盖《祐录·道生传》曰，“生以元嘉七年投迹庐阜，……俄而《大涅槃经》至于京都。”而隋硕（亦作碛）法师《三论游意义》，亦谓元嘉七年《涅槃》至扬州。是年谢灵运因孟顗陈其有异志。乃驰至京师。因大本至而与严观二法师共改治之。是时生公已自虎丘隐居匡山。故生公之被摈应在元嘉五六年中也。（四二八至四二九）。
雷震青园佛寺，龙升于天，而道生去京，必为一时佳话。而《祐录》竟无此段。岂疑之乎？据《宋书·五行志》，元嘉四年至九年均有雷震，而尤以五年为甚谓：“震太庙，破东鸱尾，彻壁柱。”
而景定建康志以为龙见于覆舟山在元嘉五年。（但原文所述颇有抵牾。）岂生公之行在五年欤？但《祐录》卷二四均谓景平元年译五分律于龙光寺，道生参与其事。青园如于元嘉时改名龙光，景平时则不应称为龙光也。
道生被摈，居于虎丘。虎丘有法纲法师，想即与谢灵运辩顿悟义之人。纲卒于元嘉十一年十一月。道生卒于其前一月。释慧琳为二人均各作诔。其《虎丘法纲法师诔》有曰：“怀游居之虎丘，悼冥灭之庐岭。”以臆度之，系并哀二僧。或二人素相友善，则道生之居虎丘或在法纲所也。（生公在虎丘，说法顽石点头传说，不知始于何时？《中吴纪闻》谓见于《四蕃志》。《四蕃志》不知何书？《四蕃志》与《苏州府志》等书所记均略有不同。）然据《僧传》生不久即隐遁匡山。《祐录》谓其至庐山在元嘉七年。不久《涅槃》大本至京师，或经修治后，即达庐阜。道生乃即讲之。（《三论游意义》谓观法师请生公讲此。）大本中果有阐提成佛之语，京中僧人不但悟生公之卓识，而信涅槃义者当更多矣。
道生《法华经疏·序》曰：
聊于讲日，疏录所闻，述记先言，其犹鼓生。又以元嘉九年春之三月于庐山东林精舍又治定之。加采访众本，具成一卷。（一字恐系二字。）
元嘉九年（四三二）春生公居东林寺，再治《法华疏》。据《名僧传钞》，宝唱称道生为庐山西寺释，则生常住之处，或实为西林寺也。《祐录》曰：
生既获新经，寻即建讲，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神色开明，德音骏发，论议数番，穷理尽妙。观听之众，莫不悦悟。去席将毕，忽见麈尾纷然而坠，端坐正容，隐机而卒。颜色不异，似若入定。道俗嗟叹，远近悲凉。于是京邑诸僧内渐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鉴之至，徵端如此。仍葬于庐山之阜。（《僧传》文同，惟十月作十一月当是误写。）
此盖完成其出都时“据狮子座”之愿言，证实其立说之不妄。
南齐大明四年慈法师《胜鬘经序》亦谓生至元嘉十一年于讲座之上迁神异世。（见《祐录》）然宋慧琳《诔文》则毫未言及，事恐未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