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向郭《庄子注》

向秀和郭象各有一《庄子注》，而郭象注对向秀注则是“述而广之”，是根据向注而修改成。向郭之注虽大体一样，而郭注当比向注更完善。现向注已佚，故讲郭注即也包括讲向注。郭象注《庄子》是讲政治学说，至于其讲形上学（Metaphysics）乃欲完成其政治学说也。他们对庄子学说并不甚满意，乃因政治学说如此之故。庄子能知而不能行，故《庄子》书只可以为百家之冠，尚不能达到“经”的地步，唯孔子则能行，所以说郭象讲形上学为政治之根本。

向郭之《庄子注》可注意者有三：

第一、对放浪作反对之评论。以为孔子为圣人，孔子所提倡的“名教”（礼教）是有根据的，而放浪并非正道，即如裴頠之“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应在现世界中“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不应如阮籍超世而放浪。

第二、为“崇有”觅一形上学的根据。此即为“名教”找出一形上的根据。他们用“寄言出意”的方法，说庄子之学说即是“名教”的根据。认为其实庄子的形上学并不是“虚无”而是“崇有”，实在说起来儒道本为一。

第三、为“无为政治，宅心玄虚”找一新解释。向郭以为庄周之学能“经国体致”，所讲“无为”并不是不尊崇名教、不守礼法，其实其学乃讲名教之根本，乃讲名教之体也。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老庄所说的为体，儒家所行的为用。老庄所发挥为体之理，而孔子能体而行之，所以老庄不如孔子，即在不能体而行之也。此实阳为儒教，而阴为老庄，即说老庄为体，而儒教为用也。向郭虽明说尧舜周孔高于巢许老庄，其实是把孔子学说放在第二位，包括于老庄学说之内，故自向郭注《庄子》后，“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所谓“儒墨之迹”为“仁义”，“道家之言”为“自然”也。盖此原因有二：一则向郭之体系比任何讲《庄子》者都完备；二则他们把“名教”包括在“自然”之内，这比攻击孔教更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