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印度哲理之起源，当首推此四因，（一）因《吠陀》神之式微，而有宇宙本体之讨论；（二）因婆罗门之德重形式，失精神，而有苦行绝世之反动；（三）因灵魂之研究，而有神我人生诸说；（四）因业报轮回出，而可有真我无我之辩。凡此四者亦皆互为因果，各宗于中选择损益，成一家言，固甚烦杂，非短篇所可尽述也。

本篇所及，仅就学说，以明印度哲理进化之迹，他若历史事实上之原因，固亦有足述者，（一）为民性富于理想、重出世观念，希腊之人富于哲理，犹太之人最重出世，而印度民族兼而有之；（二）为奖励辩难利己利他，即帝王与学者问诘，亦不滥用威力，当依义理。（如《那先比丘经》有智者议论王者议论之说。智者以理屈，王者以理服，弥兰王则慨然取智者议论之法。）相习成风，异计百出，印土哲理之能大昌至二千年者，言论自由之功固不可没也。

（原载《学衡》第三十期，19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