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无之代兴

玄学者有无之学，亦即本末之学，亦即后人谓为体用之学也。魏晋玄学有时“贵无”，有时“崇有”，一般以魏晋玄学家皆崇尚虚无，实属误会。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张湛道安皆贵无，“无”即本体；向秀郭象均崇有，“有”即本体。虽向郭与王何，一为崇有，一为贵无，其实甚接近，都以“体用如一”论之。有无之辨在对世务人事方面说，有另一意义。贵无者讲“自然”，贱滞于“有”者，以人事世务为累。崇有者则讲“名教”，非“自然”，以人事不可忽略，而其中有一部分人根据“自然”而崇“名教”，是真正的崇有。崇有而不忘“无”（自然），故这部分人所说仍为玄学。魏晋南北朝之时，“贵无”、“崇有”交替代兴，兹简述之于下。

（1）汉之学说最重要的为儒家之经学，但不纯粹为儒家，而仍有阴阳家道家学说之渗入。讨论的问题在精神上与魏晋不同，崇名教，谈元气。

（2）名学（名理之学），是准玄学，以道为根本而谈名教，如刘邵《人物志》与傅嘏、钟会、李丰、王广之才性问题的讨论等。

（3）正始玄学，王弼何晏贵无。《晋书·王衍传》谓“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然王弼注《易》，何晏撰《论语集解》，虽可谓为新经学家，而其精神与汉时大异。

竹林玄学，嵇康阮籍亦为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时之玄学家（名士）多与王何不同，多与儒家脱离关系也。

（4）元康玄学，时王戎当政，放达之风已盛，如胡毋辅之之流竟至裸裎。由嵇阮至此时，玄学已由重老子精神（王何）进而为重庄子之精神。嵇康阮籍虽首唱“越名教而任自然”，由于出身于大家贵族，他们所受的教育仍为礼教之薰陶，根本仍从礼教中来。他们的学说乃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放达，而不只限于外表也。

元嘉之时，东海王越当政。先是向秀已唱“崇有”，谢康乐谓“向子期以儒道为一”，而郭象于元康元嘉之际继向秀之后讲“崇有之学”。向郭所讲虽仍为庄子之学，不过他们两人与当时的潮流确有不同之处。在此狂放愈甚的潮流中，向郭的思想可说是此潮流中之反动。

（5）佛学之变迁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理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大盛。”而所谈佛理亦未离有无之辨。（甲）东晋之初，般若学盛，王洽《与支道林书》谓“今本无之谈，旨略例坦”，此所言“本无之谈”，即谓般若性空也，故“本无”一义既几为般若各家所通用。（乙）其后有部出，僧伽提婆特善毗昙，译出《阿毗昙心论》，而竟风靡一时，王珣为提婆立精舍，王弥（珣弟珉、字僧弥）自讲《阿毗昙心论》。（丙）鸠摩罗什至，再译《般若》大小品及其释论《大智度论》，又译《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而谓“物无定相，则其性虚”，“一切诸法毕竟空寂”，盖亦贵无。（丁）至晋之末叶，刘宋之初《涅槃经》出，而为“有”。（戊）萧齐之世而《成实》大盛，为“有”。（己）梁陈则三论复兴，而为“无”。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说：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碬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多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

东晋以为有新见解者多为佛学。谓涅槃学崇有者，中国人说涅槃也，认法身非不可说，不从无名无相方面说，而是积极地描述本体。宋齐之世，崇有之风较盛，在文学方面，“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在经学上有干宝谈《易》，已非如辅嗣，而思想较为平实。梁陈之际，则又贵无，《颜氏家训》、《金楼子》等痛疾玄虚，多以梁陈之士为代表。总南北朝之时，北方承汉学余绪，道教、佛教、经学较玄学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