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崇有之论

王何之学为老子之学，老学主抱一；嵇阮讲《庄子》，庄学主逍遥。所谓“逍遥”并非表面上不守礼法，不留心世务，而有玄心者始能任达，得意者乃能忽忘形骸。西晋之初有傅咸劾王戎曰：

戎不仰依尧舜之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

元康以后，放达以破坏礼教为高，非真正的放达。阮浑虽要学嵇阮，而阮籍说他不配，盖只有外表的放达是不行的，东晋戴逵《竹林名士论》谓：“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放达及乎末流，只讲表面上的浪漫，而并无任达之心胸。乐广为大名士，亦痛恶此风，谓“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乐令之言之有旨哉！谓彼非玄心，而徒为放恣也”。（同上）戴逵又作《放达非道论》说：

古之人未始害名教之体。……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逐迹而不求其本，……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

为纠正此种风气，乐广裴頠乃有愤激之言，是亦向郭注《庄》之宗旨也。而同时如陶侃、卞壶等则以不能忽忘形骸，反对虚无。陶、卞皆事功中人也。东晋江淳“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忆显殊途，未有不伤礼教者也。若乃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者，非但动违礼法，亦为道之所弃也，乃著《通道崇检论》。”（《晋书》本传）王坦之则著《废庄论》，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然江淳兼深孔老，王坦之说与向郭同，谓“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二人皆当世之名士。向郭在此种风气之中，虽所讲仍为庄子之学，与嵇阮所讲的是一样的，不过他们与此潮流有不同处。在此狂放愈甚的潮流之中，和儒家学说仍未脱离很远。他们仍以尧舜周孔为圣人，并无诽毁之意。他们注重“有”的方面，其意义有二：一从形上讲，以“有”为真实（reality）；一从人事上讲，调和“自然”与“名教”，以不必脱离人事而亦可以逍遥，故向郭可说是调和派。

裴頠善名理，主张不忘世务，是名教中人。在人事上主张“崇有”，并为“崇有”找根据，故著《崇有论》。然裴頠之学说，虽“崇有”亦并不放弃无为之论，又著《贵无论》（已佚）。君德中庸无名，无为而治；圣人宅心玄远，本合于道，故其《上疏言庶政宣委宰辅》中谓：“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盖无论讲“有”、讲“无”，都是从人事政治出发，贵无者想往出世，所以崇无；贵有者重生，故不能脱离现世界以逍遥，所以必资于有。裴頠以为人生必资于有，没有“有”就没有生，所以他说：“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虚无既为“有”之所遗，则虚无不为“有”所资，故世界上的一切无不资于“有”，除非它脱离现世界。既然脱离了现世界，就可以打破一切礼教，放僻邪侈，任所欲为，然而这种世界并不是真正的世界。而要想在真正的世界中生存，则必资于“有”。此为“崇有论”最重要之动机也。崇有之起乃贵无之反动，然亦并未全弃贵无之论。盖世事虽资于“有”，而心应虚无。老子之所以谈“无”，乃“收流遁于既过，反澄心于胸怀”。老子并不是说世界都是虚伪，乃教人采行玄虚，而旨在全有。人心既是如此，政治亦应如此。故裴頠之学说是得意而不必忽忘形骸。这种学说与嵇阮自不相同，但与王弼仍有相近处，而郭象则为此种学说（得意而不忽忘形骸）找一形上学的根据。

总之，魏晋之世，其时之主张有（1）得意忽忘形骸；（2）忽忘形骸为入达；（3）不能忽忘形骸；（4）得意不必忽忘形骸，是为乐广等“崇有论”之说；（5）不忽忘形骸的形上学根据，则为向郭的学说也。西晋南朝反对虚无之说有上（3）、（4）、（5）三种，而后两种仍是玄学家，其立场并非与王何嵇阮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