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汤用彤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他在历史文化领域所作的卓越贡献，至今仍有着极高的价值。他的著作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时，不可不参考的文献。汤先生本人，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和思想主张，他个人的思想经历和生活经历，也为我们研究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复杂的命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这也是我们编辑《理学·佛学·玄学》一书的主要动机。

收在本书中的论文，是汤先生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以及为后人整理出的文章，基本上按照理学、佛学和玄学三个内容又照顾时间的顺序编排的。

第一部分是汤先生在清华念书时，刊登在《清华周刊》上的一些文章，收入本书时，重新作了标点。当时《清华周刊》主要是由学生自己主办的刊物，从总编到编辑都由学生自己担任，汤先生还一度担任了《清华周刊》的总编。汤一介先生至今还保存着一枚正面刻有“周刊总编辑　汤用彤”，反面写着“清华学校民国六年”字样的纪念章。后来为学界敬慕的吴宓等都是当时该刊的撰搞人和汤先生的密友。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剧烈的动荡，外来文化思潮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和各种新思想的萌生，也影响到了清华校园。从《清华周刊》繁富的栏目、各色的主张，可看出那时的清华学生是相当的活跃和自信。也正是这代青年学生，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中坚。诚如汤先生所言：“今日之书生，后日之栋梁也。”（见第28页）《理学谵言》是汤先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章，文中独标“理学救国”之论，为理学的遭遇打抱不平，同时还批评了两种流行的主张：科学救国论和心学救国论，单以理学为“中国之良药，中国之针砭，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1917年，汤先生考取官费留学，因眼疾未能成行，留在学校担任国学教员一职，于1918年赴美。

第二部分是他留美回国后写下的部分关于佛学的论文。其中，《读慧皎〈高僧传〉札记》的第一部分，曾以《慧皎〈高僧传〉所据史料》为题收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这次收入全文。另外，汤先生在有的论文上作的眉批或修改，也以附注的形式收在文中。从他回国不久发表在《学衡》等刊物上的文章看，他已经形成了深受西方哲学影响的文化观，基本上放弃了早年以“理学救国”的主张，转而沉浸于佛学——这一外来文化的具体研究之中。不过，佛学和玄学也是他早年熟习的东西，他曾自述到：“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收入本书的论文，有的是对佛学脉胳的疏寻，有的是关于佛学宗派变迁的探究，这个时期的成果后来都汇入了汤先生的传世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中。这些卓越研究，除了疏理出大量的史料和线索，同时也具体地揭示了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是怎样在中国传播、冲突和调和的。1943年发表的《文化思想之冲突和调和》一文，可视为汤先生这一系列研究的理论总结，正面阐述了他的文化观。文中他赞成文化功能派的主张，认为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的接触，其结果是双方的。一方面本地文化思想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外来文化思想也须适应本地的环境而受到本地文化的影响，并常常有改变。所以文化思想的移植，必须经过冲突和调和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三）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但是，他又慎重地指出，这些看法并不是解决当前中西文化问题的方案，仅仅是通过历史的研究，提供一种参考而已。因为“将来的事虽然现在我们不能预知，过去的事，往往可以作将来的事的榜样。古人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确，汤先生虽未直接就中西文化这一大问题，抒发宏论，但他在佛教领域的独特工作，却为解决当时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极富启发的史例。这也表明汤先生对古代历史的研究，是与解决现代中国思想问题，有着密切关连。他曾对胡适说过，自己所做的都是些“小学问”，意思是说他更关心的是那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然而这些所谓的“小学问”，却蕴含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一自谦的说法，也表达了一个文化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审慎。

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玄学的内容。这些论文都是在汤先生去世之后，整理出来发表在各刊物上的文章，有的文章我们还保留了原整理者按。这些文章讨论了玄学的发展，玄学与文学理论、玄学与佛学的关系。我们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还收入两篇关于印度哲学起源和英国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也是汤先生治学的重要领域。此外，我们还收入了二篇汤先生的英文文章。一篇是曾刊登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的关于考证《四十二章经》的文章，由魏楷（J.R.Ware）先生译成英文。另一篇关于“格义”的文章是刊登在庆祝印度著名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六十诞辰纪念文集《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它是由洛吉斯（M.C.Rogers）先生译成英文。这里，我们根据英文稿译成中文。

编辑这部论文集，是汤一介先生交给我的任务，论文的选择和编定也主要是由汤一介先生拟定的，我只做了收集材料的工作。在编辑本书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关部门的支持，人民大学教授石峻先生于百忙中亲译师文，尤感人至深，统此申谢。

陈继东

1989.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