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耻感与罪感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提出“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概念，以作为东西方文化区分的维度。耻感文化是“公认的道德标准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而罪感文化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80]

之所以说耻感文化是借助于外部强制力发展道德良心，是因为在这种文化中，“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81]而在罪感文化中，发展道德良心的是一种来自人的心灵深处的自发和自主的力量。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82]

耻感与罪感文化的概念告诉我们，人的心灵与道德生活浸透着罪错，人无往不在罪错中。罪感文化对罪的遍在性洞悉尤深。罪感文化可溯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圣经》记载：“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83]“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84]人一出生就带有罪性，其终身都是戴罪之身在赎罪，直至其死亡，而正是人人最终必然死亡本身在时时昭示着人的必然的罪命运。只有到了末日审判，复活得永生的人才算洗清罪孽的无罪之身。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有生之年都被浸泡在深深的罪性与罪恶之中，无可逃脱。(https://www.daowen.com)

耻感文化的原意是因罪错被展示于他人面前而引起自己的羞愧之情。撇开其罪错感知的被动性，其内核还是告诉我们，人们能够感知罪错、愧怍罪错的心理与情感是遍在的，即使是在外力作用下而发生，但最终必然还是经由自我的心理机制而产生，人们不可能逃离遍在的罪错心理与感知。

无论是罪感文化还是耻感文化，尽管程度不同，在罪错感知上都表现出了自觉性、觉悟性，这是正常的罪错心理。但是，现代性对道德生活的“祛魅”，撕去了伦理精神与道德体系肌肤上那道美丽的羞色，将耻和耻感与伦理道德剥离开来，从人的道德生命中剔除出去。于是，伦理精神和道德体系宛如经过X射线的穿透，呈现出一种没有灵性和血肉的赤裸而狰狞的利益欲望和枯骨。^[85]表面上，这种情势似乎摆脱了罪错心理的纠缠与羞愧之情的叨扰，逃脱了苦海。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不知耻之耻，不知罪之罪，是莫大之耻、莫大之罪。古人早已认识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86]“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人之无耻者，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87]“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88]因此，“知耻近乎勇”。^[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