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对人性的圆融

爱是美德的精髓，^[23]爱本身是美好的人性之一。爱最终唤回的是人性，也就消退了人的罪性。

罪是人的背离与人性的贫瘠。罪是人性的一面镜子，人用它来检视自己。罪最终是人性的缺失，缺失了仁义礼智信，缺失了自爱与他爱，从而在背离天命之性的路途上狼奔豕突。爱要喝阻这背离的人与人性，使干涸的人性流入爱的清泉得到滋润，使其重回正途，重新焕发生机。

爱之诚，疗治罪性之欺，重回人性之诚。爱本是真诚的，是人类最为真实诚恳的情感，爱不需要掩饰隐瞒，诱导误导，爱也不会心机重重。爱须真诚，禁绝欺骗。不诚与诈欺是人深深的罪性之一，是一切欺骗之罪的人性根源，也是不诚实犯罪或者欺骗犯罪的终极原因。如果人们爱自己的同类，尊重自己的同类，把自己的同类当作与自己有一样认知能力与情感水平的人，平等相待与对话，就不会蒙蔽与诈欺自己的同类，也就不会去实施诈骗性犯罪。爱能够充分激发人性之诚与实，改变罪性的骗与欺，也就遏制了欺骗之罪。

爱之慈，疗治罪性之恨，重回人性之慈。爱是慈悲的，是悲天悯人的。而罪性中，埋藏着深深的恨意。佛教所言贪嗔痴三毒之“嗔”，说的即嗔怒、嗔恚、仇视、怨恨、诋毁、抹黑等行为。佛教认为对违背自己心愿的他人或他物生起怨恨之情，会使众生身心产生热恼、不安等精神作用，因此是修行的大敌。对于人类而言，仇恨往往是暴力的前奏，杀伤性的暴力犯罪常常是因仇恨而起。佛教强调通过戒定慧之“定”消除嗔怒。中国传统哲学也有同样的智慧，如《礼记》强调：“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24]其中所谓“知止”，即不起贪念；所谓“定”“静”“安”，即不起仇恨之心；所谓“虑”，即不痴愚、迷暗、无知，不迷于事理。《礼记》所言修行与佛教所言通过戒定慧而除贪嗔痴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爱能破除罪性中的仇恨，避免暴力等犯罪的发生。(https://www.daowen.com)

泛爱众，疗治罪性之偏私，重回人性之公。爱自身的发展逻辑，就是要超越一己一私之爱，而去普爱大众，博爱天下。因此，爱这种情感天然地具有社会属性，而人又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爱既能满足人的天性情感需求，又使人的社会属性得到充分彰显。因而，爱既能使人走出狭隘与偏私，重现人性中的公德心，也能防止偏私之罪的发生。

爱之无我，疗治罪性之我执，重回人性之大我。佛教阐明了“我”只是一种幻象，人往往为我所执，是谓“我执”，即完全让自我占据了自己整个的心灵。现代心理学也证明，人在进化过程中认知系统构建出“意图”，我们有行动的意图或动机，紧接着行动发生，于是我们推断正是我们的意图引发了行动。其实我们并没有获取关于自己躯体知识的直接通路，当我们在完成任何一个行动时，我们对躯体任一部分在空间中的精确位置却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在此过程中大脑还在随时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同样不为我们的心智所知。对于大脑来说，我的躯体感觉及其外界物体其实都是大脑构建的产物而己，据此而言，躯体与外界并无截然的界限，无所谓主体与客体。然而，一旦大脑建构出意图，更是创造另外一种更为关键性的错觉：因为心智意识到自己的意图，从而推断行动由意图而来，于是，行为的主体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我。我相对于外界而存在；我能自主控制外界物体。这就是主客二分的情况。情况或许正如佛教所言，世上本无我，“我”只是个体执着的产物。但自从世上有“我”之后，人类才会执着于这样终极性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25]因此，“我”从根本上是不存在和虚幻的。固执地执着于我，就只会是顾影自怜而故步自封，就永远走不出自我的小圈子，就不会有他，也就不会有大我。只有不我执、有大我，人才能涤除原始丛林所带来的野性，重新张开大爱的怀抱，重现人性的光明。

千彩人性，丰满人生，只有爱才能疗治罪性，成就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