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罪认识的权利

山东聊城“于欢故意伤害案”被《南方周末》报道后，引起各阶层关注，人们纷纷发表对于该案及其一审判决的意见。但有人认为，“在没有看过全部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对一个案件的定性与量刑是否正确做出评价，都是耍流氓”，^[5]“那些无凭无据、闭门造车的所谓的专家，企图用自己的权威来绑架司法，何止是无良，简直是无耻！”^[6]从而否定社会公众以及专家学者对于本案发表意见的权利。但也有人肯定大众对于于欢案的评说。^[7]

笔者认为，罪认识主体各色各类，罪评说纷纷纭纭，但无疑各类主体都有对于案件之认识评议的权利，即他们有罪认识的权利。

首先，这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体现。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也有相应的监督权，即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对于案件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公民言论自由以及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只准司法人员发声，对罪进行职业评议，却禁止人们站在自己的角度进行罪的认识评议，这是一种知识的傲骄、权力的傲骄，是一种霸道作风，不但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有陷公民于不法或者不义境地之嫌。^[8](https://www.daowen.com)

其次，司法人员，特别是审判人员的罪认识评说是其履行职责的表现，具有法律效力，这一主体的罪认识评议或者说裁判固然重要。但其他主体、特别是社会大众也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角度，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知识、观念对案件做出认识评说。他们的认识评说当然与法官基于职务以及职业立场的认识不同，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民声舆情，因此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舆论审判”。而且，民众参与罪认识确实具有必要性，罪认识包括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即使就事实认定而言，“世界司法经验的历史证明：认定案件事实这项艰巨的任务，仅仅靠法官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民众的参与。民众参与的好处有二：一是将社会的常识带进法庭，弥补职业法官的不足，以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二是增加社会对案件事实判决的可接受性，增强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树立法律的权威”^[9]。

最后，各种主体的认识评判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与所长，应该相互观照洞见，审判人员尤其要具有视域融合的意识，有容人的雅量，牢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能胸狭量小、闭目塞听、埋头蒙见、自断言路，如此，才能使自己的罪认识评议及判决公正合法合情合理、张扬正义。否则，就往往会做出丢掉灵魂、违背正义的判决。

当然，各类主体的评说有其权利的边界，必须处于边界之内而不能逾越边界。否则，就可能违法甚至犯罪。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就规定了一些有关案件信息方面的犯罪行为，如泄露不公开的案件信息罪以及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相关主体应严格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