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罪己与罪人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圣贤文化”，对罪的概念以及罪错心理存在排挤的态度。有了罪错，多在外部找客观理由，怨天尤人，最终达到“不是自己的错”的结论与效果。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罪人”现象，即自己有了罪错却怪罪别人，从别人身上、从外部世界找原因，从而最终排除或者消解掉自己的罪错。
然而，罪的本质含义包含着对罪的自知自省自责自罚，上述罪感文化更是将罪的恒久性与自身性的特性体现到极致。有了罪错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最终怪罪于自己、归责于自己，既是对于罪性本然的觉悟，也表现出罪人应有的担当精神。
中华文明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王朝统治是其基本的政治体制，帝王集神权与世俗统治权于一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犹如神一般的存在。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历史上贵为国家社会第一人的许多帝王都曾颁布“罪己诏”来检讨自己的罪错。
（一）“罪己诏”的颁告
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君主所下发的一类进行自我批评的诏书，旨在反省自己的过失，改变政策。中国学者萧瀚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显示，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90]从最初到最终，罪己诏跨越两千多年，中国有名的帝王如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康熙等都下过罪己诏。
一般认为，罪己诏是从“禹、汤罪己”[91]开始的。有记载的第一份“罪己诏”是《尚书》中记载的《汤诰》，其中有“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的记述。[92]
汉文帝则是第一位正式发下罪己诏的皇帝。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全国多地发生地震，山崩水出。汉宣帝下罪己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因为旱灾蝗灾并起，唐大宗下罪己诏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唐德宗因为发生几个节度使反叛而颁《罪己大赦诏》：“……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祇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https://www.daowen.com)
明思宗自缢前下诏“罪己”：“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数最多的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他把自然灾害现象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历数十四条罪状。封建王朝最后一份罪己诏是清朝宣统帝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下发的。[93]
（二）罪己诏的罪观念
罪己诏是贵为天下第一人的帝王检讨自己罪错过失的诏告。这种罪过，并非法律维度的罪行，帝王不可能因此罪错而招致国家法律的制裁。这是一种政治上、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的罪，[94]是帝王作为“天之子”而没有完全体现“天意”的过错。因此，罪己诏所宣示的对象，尽管实际上是讲给天下臣子百姓听的，但从形式上看是帝王站在“上天”面前向“上天”检讨自己的罪错，并请求上天降罪于自己而不要祸及百姓。这种形式，一方面显示君王爱民之意，一方面又保持了自己贵为君王的尊严。从实质上看，由于是道德维度的罪错，君王不必负实际上的法律责任，而仅仅是承担道义良心的责任。
向“上天”检讨，突出了这种罪错的道义性责任的性质。“天”是中华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具有宗教性质的含义，但“天”又非如西方宗教那样是一位人格神，而是非人格化的一个抽象概括的至尊神明，因此，“天”是一个不具有严格宗教意义的准宗教性质的上帝概念。
在“天”的概念基础上，中华文化发展出了“天人感应”这一观念，这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特征的具体体现。天人感应、天谴天人感应观念是中华文化的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观念的体现。它把天与人联系起来，并由此以天道附会人事。“天”这一至上本体被赋予了绝对权威，因此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95]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96]意思是说皇帝的统治是“天意”的具体体现，天对皇帝行为的好坏都会有所预示，其预示的具体方式是通过直接降“祥瑞”或者“灾异”以表示上天对于地上君王统治的奖励与谴告。从思想史角度看，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实际上是先秦“天罚”观念的承继。这一思想能够使帝王知惧、知敬畏，不胡作非为，在客观上有限制君权的作用。
对于帝王下罪己诏的目的，苏轼认为是“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97]而“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98]这都表明罪己诏中所表达的罪观念的道德属性，以及罪己诏在帝王统治史上实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罪己诏对我们也具有启发意义。如果人们有了罪过，就要敢于承担责任特别是道义或者道德的责任，而不能文过饰非、不知罪耻。对于统治者而言，由于大权在握，权力不能够被有效限制，就更应时时自我警示，且要具有非凡的担当精神，勇于承担道义责任，以对天下百姓负责、对历史负责、更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勇于坦然面对自己的罪错特别是道德罪错而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道义责任而不遮挡抵赖推诿。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统治者受统治、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受到道德与制度的限制与约束。因而，有道德感的统治者才是真正参悟了罪的真义，明白了治国的道理，懂得了人生的哲理，看透了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