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变形

变形可以说是背离规则的几何和谐的结果。从广义上讲，变形无视自然界中特定的比例关系。或者说，变形以非常普遍而又相互矛盾的方式存在于一切艺术之中。古希腊雕塑出于艺术理想的考虑，也存在变形问题。譬如，《米洛斯的阿芙洛狄特》中，阿芙洛狄特的眉毛和鼻梁，实际上没有那么直，其呈卵形的脸庞和圆润丰满的乳房在现实中也难以找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要想找到一件完全没有偏离现实的艺术品是十分困难的。16世纪，大概出于对古典艺术目的的误解，一种写实之风颇为盛行。然而，好景不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观念在17世纪和18世纪遭到摈弃。到了19世纪，在那个假文艺复兴的时代，写实之风才又一次流行开来。

虽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形，但始终无人对把现实理想化表示异议。一般来讲，只有当变形完全违背自然时，观赏者才会对其提出批评。可以把眉毛和鼻梁雕刻成直的，但万万不能把腿搞得歪歪扭扭，不成样子。这是个程度问题，而程度导致的差别极易引起争议。我们应从何处划界？如果撇开古希腊艺术，去研究早期的凯尔特艺术（图32）与中国艺术（图1），我们将会发现，变形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再现的动机已荡然无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几何图案而已。在拜占庭艺术中，那种用观念取代象征性表现的倾向使所有人物形象都脱尽了人性（图30）。坐在圣母膝上的耶稣不再是一个小孩，而是上帝的那种荣耀、威仪、尊严的缩影。在哥特艺术中，一切都被用来迎合教会的旨意，表现宗教感受的超脱性。希腊艺术中的理想主义与拜占庭艺术中的象征主义融为一体，其目的并不是再现。在中国艺术、波斯艺术甚至整个东方艺术中，作品的题材往往是以感性的而非写实的方式被加以利用的。也就是说，题材的功用仅仅在于加强艺术图案中的基本节奏与活力（图7、图10、图17a、图17b）。

所有这些背离模仿的做法，都有其目的：不是受艺术家造型意志的支配（受创造一个均衡、整一的图案或块体的欲望的支配），就是受艺术家要为某些超凡入圣之物制造符号的欲望的支配。我认为，这种把艺术符号化的目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是审美的。现在，类似拉韦纳（Ravenna）拜占庭教堂里那些感人至深的艺术品的作品已经不多见了。在一定程度上，艺术是时代的产物。艺术不仅给人以纯然的艺术感受，而且给人以历史感受、宗教感受和审美感受。这些感受的获得不应仅归因于艺术家的创造力。把艺术孤立起来的做法会使我们只注意形式和色彩因素，而忽视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