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凡·高

回顾一下19世纪的画坛，人们将会发现塞尚始终是坚实稳健的艺术家，同他站在一起的是与当时沉浮不定的名家没有联系的凡·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之所以把凡·高同塞尚相提并论，并非因为特别欣赏他的绘画，而是因为更熟悉他的性格。凡·高给胞弟写的三札书信[76]，令人惊叹地展现出自己潦倒悲壮的一生。公众一般不会通读全篇，其中大量细节只能引起凡·高艺术同行的兴趣。若能整理出一本凡·高书信选，它将成为现代文学中极为感人肺腑、令人喜闻乐见的作品。它是画家一生的真实写照。这里没有描写天国的宁静，只是记述了画家狂乱绝望的一生——在冷酷无情的世界里，一位天才发疯和自杀的过程。这是充满忧伤和绝望的记录，但字里行间表现出无穷的忍耐力和永恒的艺术成就之美，放射出伟大的精神斗争的灿烂光辉。

凡·高久未得志，屡遭贬低。有人说，他一生停留在制图员的水平上，作画就像在绘制草图，黑白分明，一目了然。这种仅从技巧角度看待艺术的方法，未免单一和片面。这就如同说，莎士比亚一生只停留在无韵诗剧作家的水平上，从未取得杰出史诗作者的地位。在我看来，艺术家尽管在表现手法及范畴领域存在一定差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另外，一位哪怕只有扫帚柄的艺术天才，也比一个设备精良、误入歧途的业余画家更有成就。我们有时把这一因素称作天赋，有时把它称作个性，相信它们最终将会战胜批评界所说的精确性。根据凡·高的情况，我们可对其天赋进行一番分析。我们只管研究，不予解释。

凡·高早年的生活十分普通。他想做商人，在绘画经销店当过学徒。他甚至买了一顶商人戴的大礼帽。后来，凡·高深深地爱上了房东的女儿，但被对方拒绝。此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凡·高身体消瘦，情绪沮丧，开始学画，转而读书，特别是《圣经》。这使他的精神得到了某种升华。二十三岁，他将勒南（Benan）[77]的下述理想奉为行为准则：

在这个世界上，要想修行向善就必须放弃私心杂念……人在这个地球上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是要老实真诚，做出伟大的贡献，培养高尚的情操，并从驱使人们疲于奔命的世俗事务中超脱出来。

这一观念影响着凡·高的一生。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凡·高的生活和绘画。“老实真诚”是对凡·高一生全部活动的写照。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易啊！在1880年写给胞弟的信里，凡·高显得如此心神不安。他说：

你不要以为我愤世嫉俗。我非常忠于自己的信念，虽有变化，但依然如故。我唯一感到焦虑的是：我怎样才会成为对世界有用的人？我能否为某个目的服务，对人有所帮助？我怎样才能充实自己，深入地研究一些题材？你看，这就是我经常思索的问题。我感到自己受到穷困的束缚，不能参与某些工作。有些必须做的事情使我无法完成另一些事。这是令我忧伤的一个原因。如此一来，友谊和慈爱免不了教人产生空虚感和可怕的折磨精神的沮丧情绪。命运似乎妨碍着我那慈爱的本性，一阵恶心能把人活活憋死。我大喊一声：“上帝啊，这一切何时才能了结！”

凡·高认为，老实真诚与生活安逸是水火不容的。他的生活异常简朴。他说：“我们必须像安贫乐道的和尚或隐士一样生活，用工作来抵消强烈的情欲和贪图安逸的意向。”事与愿违。凡·高四处碰壁，穷困潦倒，依靠他人救济维持生计——他经常先用资助金买颜料，然后买面包。凡·高的悲惨结局广为人知。他至死都念念不忘“老实真诚”的道德准则。

凡·高对生活目的的认识使他的作品独具特色，与马奈、塞尚、高更和雷诺阿等同辈大师的作品判然有别。真正可以与凡·高相媲美的是他非常崇拜的两位画家——伦勃朗与米勒（Millet）[78]。不言而喻，凡·高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深表关切。他直言不讳地说：

没有上帝，我照样生活得非常愉快，并能画出非常出色的作品。但是，像我这样一个病人，没有生命这一比我强大的创造力量，就难以有所作为了……我要借绘画来表达某些像音乐一样抚慰人心的东西，我想画出那些曾用神圣的光环来象征的、现在则以实际发光和颤动的色彩来表现的永垂不朽的男男女女。

假如这段话以“象征”一词结尾，难免会染上感伤的情调。一个人不可能兼容多愁善感和老实真诚这两种心理品质。凡·高发现，要想做到老实真诚，就必须寻求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越是真心实意地寻求这种方式，越有可能发挥形式的力量，利用色彩的纯度，恢复同现实的联系——这便是凡·高艺术的奇异性和生命力的全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