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且新的艺术
入类许多艺术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的诗、乐、舞合一的宗教仪式歌舞,戏剧也是如此。但中国戏曲的具体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如近代学者王国维的巫觋说,现代学者孙楷第的傀儡说,明代学者胡应麟的优孟衣冠说,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宫庭乐舞说,现代作家许地山的梵剧移入说等等。戏曲史家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提出“综合形成说”,认为以上因素都有可能,不能片面强调其一,这应该是最接近事实、最具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中国戏曲走过了一条百川归海的漫长道路,如果从南宋南曲戏文——戏曲的成型期算起,戏曲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如果再上溯到它的雏形期——隋唐参军戏,戏曲则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可谓历尽沧桑,成就斐然。
中国戏曲艺术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它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而在这三大古老的戏剧中,中国的戏曲是成熟得最晚、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它至今仍活跃在中国乃至海外的文艺舞台上,呈现出新时代的面貌。古希腊戏剧创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酒神祭祀,随着雅典工商业、外贸业和农业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斯实行奴隶制民主政治,戏剧步入繁荣期,后来随着古希腊文明的衰落而衰落,但它是欧洲戏剧的源头和第一个繁盛期。印度梵剧创始于公元前后,随着佛教兴起,城市经济发展,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它兴盛于二至五世纪,其后转入衰亡。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诗文正统地位等各种原因,中国戏曲的孕育诞生,经历了一个极其缓慢、漫长的过程,只是随着封建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封建专制趋于衰落而走向成熟。但从生命科学的角度上看,也许是成长期越长,其生命力越持久,中国戏曲至今存在了八百多年,却始终保持其“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性、虚拟性特征,而且不断继承和发扬,在世界上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戏曲早在明代就到海外演出,开创自己的“传奇”时代。据明人姚旅《露书》记载,福建艺人曾于万历年间到琉球国王宫演出过《荆钗记》等剧目。18世纪30年代,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剧本传入欧洲,有了法文译本和多个英文译本,英国剧作家威廉·赫察特还将它改编成为《中国孤儿》,在舞台上演出,引起英国文化界对中国戏剧的讨论,认为“有些合情合理的东西,就是欧洲最有名的戏剧还赶不上的”。19世纪下半叶,另一个元杂剧《灰栏记》也不断翻译成英、法、德文流播海外,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还将其改编为《高加索灰栏记》,成为他的一个代表作。光绪年间,京剧演员张桂轩有一个壮举,就是先后到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巡回演出,一去就是十七年。此后,京剧、昆曲、越剧等剧种相继开辟海外市场,如民国时期梅兰芳等人的日本之行、欧美之行,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剧坛盛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戏曲的对外交流更是蔚为壮观,海外观众纷纷称赞中国戏曲的“迷人”、“神奇”、“不可思议”和“无与伦比”,是“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引来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戏曲进行研究与借鉴。1996年,美国纽约古希腊剧团和中国京剧院合作,以京剧为主,排演了根据古希腊悲剧改编的《巴凯》。2000年,日本NHK交响乐团以中国京剧、日本能乐、意大利歌剧三种艺术手段,隆重推出了大型歌剧《门》。此外,在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中,不时见到戏曲的程式动作。可以说,中国戏曲已是国际化的艺术,将对世界戏剧文化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就戏曲艺术本身而言,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现代声、光、电等高科技的大力促进下,中国戏曲在内外各方面都焕然一新,越来越接近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随着世界性的戏剧交流更加普遍和频繁,戏曲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戏曲基础教育进入学校课堂,进入21世纪,一场新的戏曲高潮正在孕育。1995年11月25日,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在北京海淀剧院演出,受到首都大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请主演尚长荣签名、合影留恋,对民族戏曲寄予了新的希望。(见插页图1)
可以说,戏曲目前是危机与生机同在,只要政府和社会大力支持,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转换,注意戏曲的普及和提高,戏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将迈入新一轮的革新与探索,为满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而继续生存发展下去。
正如法国汉学家让—皮埃尔·勃克莱尔说:
中国的文明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它从一种最广义的文化中,汲取了其经久不衰的素质,这种文化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几千年以前,而且尽管它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成为这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但至今仍然对这个国家的基本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