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追求※

有一则文坛佳话，说宋代赵明诚将他的五十首《醉花阴》连同夫人李清照的一首同牌词给人品评，品评者一眼就看出它们的不同，并指出“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最佳，这三句恰好是李清照的词句。这说明创作风格的独创性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密不可分。风格是作家、艺术家创作个性与戏剧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艺术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它是艺术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艺术观、审美趣味、艺术天分与才气等综合因素造成的，是对其整体艺术水平的一种检验和展示。

题材选择、对题材的处理方式及其主题提炼的不同，与作品风格有重大的关联。同样是“昭君戏”，马致远心有恋宋反元之情，其《汉宫秋》写昭君迫于内外压力而成为退兵的交换品，但她在出塞中途投水自尽，显示了她的民族气节，作品充满哀惋的情调；郭沫若擅长写“叛逆的女性”，故而其《王昭君》着力刻画昭君的倔强性格，自愿远嫁塞外，表现了反封建、争自由的时代主题，全剧风格悲壮；而曹禺的《王昭君》写于建国后，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国，昭君自然就成为主动请求和亲，促进民族团结的明理之人，全剧洋溢着明朗欢快的色调。

新时期以来，我国戏曲创作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产生了一批名家名作，但就整体发展态势来看，还缺乏鲜明的风格。戏曲要繁荣，不能靠一两枝“花朵”支撑局面。当前，有一些个人风格、集体风格和地域风格较为突出的作品，但一部分编创者和剧团，个性风格模糊不清，没有清醒、坚定的风格追求。这是戏曲丧失艺术本质和自我内心的反应。

有些戏，由于虑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集体化、高层化的综合创作随之增强，因而淡化、削弱了编创者独特的个性风格。如何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戏剧创作、策划的一门学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编创者的艺术创造力、艺术个性应该是被解放了的，更有条件干一番事业。在艺术人员趣味相投的基础上，大可组建自己的戏剧工作室，实行制作人制，按市场规律独立运作，以风格吸引人。

戏曲创作普遍追求地域特色是好事，但地域特色替代不了艺术风格。在戏剧情节中简单穿插一些民俗风情，只是一种外在包装，而要形成艺术风格，还得进行融合、过滤。其关键是分清个人与集体的文化心理内涵，分清对地域特色的历史认识和当代理想。

有的作品在艺术上出现新的探索，会引起人们的非议和编创者本人的惶惑，有的编创者原本具有创新精神，却简单地以不合时宜为由，压制自己的个性特征。由此看来，缺乏艺术勇气的人，到头来也只会被动地从众，流于循规蹈矩。戏剧主要是一种观赏形式，但有时也容许是一种阅读形式。这样定义，不过是让有些风格怪异的、一时不便投排的剧本，有其存在的空间。

强调艺术风格，并非要固守某一风格。无论从社会横向还是个人纵向看，风格都是多样化、绚丽多姿的。风格的清醒追求者，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梳理生活，日积月累，层层深入，稳中求变。风格的最高境界是随心所欲，出神入化。

风格的形成，既有来自独特文化的长期浸润，也来自对丰富生活的独特把握，从基层拔到高层，从天南调到地北，脱离了原来的熟悉的藉以发挥艺术特长的独特生活生活的土壤，创作风格逐渐风干、枯竭，甚是可惜。

戏曲史上的繁荣期，常呈现为艺术流派风格的多元，如元杂剧时代，出现了本色派和文采派的并峙；明传奇时期，出现了临川派与吴江派的对立；而清代中期至于民国，各地方戏几乎都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局面。戏剧风格的多样与成熟，只会催生戏曲舞台的累累硕果。俄罗斯米·亚·契诃夫说：“表演艺术家将会懂得，风格乃是他投入其创作中的最珍贵之物，好像最终只是由于它才值得进行创作”。这句话也适用于所有艺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