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存在※

英雄悲剧大多描写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从大是大非中考察人物的态度与行动，但更普遍的悲剧存在于现实日常生活中，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他们并不是被要求去干一件大事，而是基本生活权利遭到他人或反动势力的侵害，于是起而抗争，往往落不到好下场，于是成为令人喟叹的生活悲剧。在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这种“讨一个说法”的生活悲剧比比皆是，反映到戏曲舞台上，更是市井细民百看不厌的题材。如《琵琶记》（见插页图31）、《窦娥冤》、《王魁负桂英》、《娇红记》、《白兔记》、《同窗记》（《梁山伯与祝英台》）、《雷峰塔》（《白蛇传》）、《秦香莲》等等。如果说英雄悲剧的主人公多是男性，那么生活悲剧的主人公则多是妇女，她们大多善良贤惠，委曲求全，争取婚姻自由，人格尊严和社会公道，是现实社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其中“悲情女性”形象，如赵五娘、窦娥、敫桂英、李三娘、秦香莲等，反映了作者的女性苦难意识和生命韧性。

中国古代习惯称悲剧为“苦情戏”，这用在历经磨难的劳动妇女上非常合适，因为它“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而这在《琵琶记》中的赵五娘身上十分明显。该剧讲述赵五娘的丈夫蔡伯喈进京赶考，中了状元，被招为牛丞相的快婿。而此时节，家乡连年遭灾，地方官吏趁机盘剥乡民，赵五娘典当服饰仍不足以供养二老，她背地里吃糠，还遭公婆误打。不久，公婆死，公爹病，她日夜侍奉汤药。公爹死后，她剪发买棺，没钱请人下葬，自己双手刨土，罗裙包土，以致十指磨破，鲜血淋漓。随后，赵五娘描绘二老画像，手抱琵琶，沿路卖唱乞讨，到京城洛阳寻夫。如此的苦情戏已经够动人了，古人记其演出时，甚至是“无一人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1]，“观者万人，多泣下者”^[2]。苦情之苦不仅体现在做工上，还体现在唱词上，如赵五娘吃糠时的“糟糠自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糠！遭砻被舂忤，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她被迫吃着喂猪的糟糠，还以糠自喻，生动写出了其一腔幽怨无奈之情。王世贞在《曲藻》中称：“则诚（高明）所以冠绝诸剧者，不惟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与赵五娘同属经历生活磨难的苦情女性还有李三娘、秦香莲等，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宗法社会中女性必然遭受的等级、性别压迫，然而为了生存，顾全大局，她们也将生命的忍耐承受能力发挥到了极限，如果女人连这点本领都没有，就根本无法正常生活下去，要么投水，要么自缢。

至于造成赵五娘悲剧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蔡伯喈忘恩负义，撇下糟糠之妻。这种说法在该剧中不成立，因为蔡伯喈有“三不从”在先，即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使得他“宦海沉身，京尘迷日，名缰利锁难脱”，他也是身不由己，有苦难言。蔡忘恩负义的说法，来源于该剧的雏形，即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剧中的蔡二郎倒是个陈世美、张协、王魁式的负心汉，极其冷酷无情，最后被雷击毙。但剧作家高明将其改编成《琵琶记》时，多方为蔡进行了“辩护”，重塑全身，恰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将雏形《莺莺传》中的张生给予正名、提升，体现了文人作家的一种“自恋情结”。由此可见，造成赵五娘家庭悲剧的真正原因，应是“君亲三不从”，即科举制度、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和君权制度；三者合一，就是封建制度本身。高明的本意是写在这种“三不从”背景下，赵五娘与丈夫的种种苦处及其对传统道德的张扬，无意间却触及了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封建文化自身的矛盾性。蔡伯喈要守孝道、尽人伦，就不能应试做官，为国效忠；他既进入上流社会，就要讨好、服从皇上，不能顾及远方的家人。最后，赵五娘与牛丞相之女共侍一夫，就是封建文化两种选择妥协、调和的产物。

在以妇女为主人公的生活悲剧中，还有两类题材引人注目，一是“多情女子负心汉”，一是“双双殉情”。前者如《张协状元》、《王魁负桂英》、《雷峰塔》、《秦香莲》、《活捉三郎》、《白兔记》以及《赵贞女蔡二郎》、古本《荆钗记》等，它们反映科举制度、封建神权和门当户对思想带来的社会、家庭问题，特别是对妇女的身心摧残。在恋爱、结婚之初，温柔贤淑的妇女给予寒苦书生以极大的慰藉，可是他们中考得官，步入上流社会，他们就立即为残酷的上流社会所同化，并将攀附金枝作为巩固发展既得利益的筹码，而将原配弃之如敝履。面对这种不幸遭遇，妇女们除了怨恨之外，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从中看到了因性格差异而得出的不同结果：有的差点被负心汉杀死，可一旦时来运转，还是与之和好如初；有的屈从丈夫，维持一夫二妻的现状；有的四处告状，请清官“为民女作主”；有的又气又骂，挥刀自尽，然后变为厉鬼来缠身。后两种途径应该是积极可赞的，显示了中国妇女的强大自尊与自爱，一与男子比高下。但再刚烈，似乎也不如古希腊悲剧《美狄亚》中的美狄亚，为了报复负心的丈夫，她竟亲手杀死了两个儿子，让其绝后，然后逃往雅典。这“杀子”、“杀夫”行为，如今时有传闻，总让人怀疑在古代中国也是有的，只不过男性文人作家们实不敢描绘这类行为，这是后话。

其次是双双殉情的，如《娇红记》、《同窗记》、《孔雀东南飞》（改编戏曲）等，它们其实与《西厢记》、《墙头马上》、《葛麻》都是爱情婚姻剧，不存在男人变心的问题，只不过在封建恶势力面前，前一类斗败了，或斗而无力，而后一类斗赢了，决不妥协。这就需要有一个敢作敢为、善于斗争的红娘、李千金、葛麻之类的人物作依靠，他们是行动上的革命者，而不是情感上的革命者。不过，中国的纯爱情悲剧喜欢在结尾贴上一对鸳鸯蝴蝶作感伤的“标本”，而在西方的戏剧中，《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里的艳后见恋人被杀，就拿毒蛇咬自己的酥胸，死得深情而壮烈；《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男女青年的惨剧换取了两个家族的互相谅解，这也算是斗争的积极成果，人情味较浓。

生活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有些娱乐小报也不得不依靠此类报道生财，建国后，越剧《祥林嫂》、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较优秀的生活悲剧，但由于各种原因，此后就很少见到有这样的戏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