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天空※

在历史剧创作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从社会性别文化的角度去观照历史题材，讨论男女尊卑高下的问题，这类戏曲作品往往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男女权利问题涉及社会上两大人员阵营的根本态度、观念，由于历史的局限，人们对其认识往往停留在传统的集体无意识里。如明代杂剧作家汪廷讷曾写过一部历史剧《狮吼记》，写陈季常之妻柳氏妒忌强悍，经常限制、虐待、体罚丈夫，连陈季常的朋友苏轼也跟着遭罪，后被阎王收去，并目睹妒妇在地狱底层遭受的种种苦难，终于悔悟，痛改前非。该剧且不论是不是汪廷讷这位徽州才子的游戏之作及其艺术质量如何，却是封建社会多妻制度下男权意识的典型表现，对那些不忍丈夫拈花惹草、敢于挺身反抗的女人，进行有意的打击和审判，因而受到历代男人们的欢呼，长演不衰于昆曲舞台。最近，香港将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河东狮吼》，由著名演员关咏荷出演柳氏，十分火爆。由于创作者当代意识和“戏说”手法的浸透，该剧将陈柳之争扩大成全国性的男女之争，争论的核心人物也由陈柳二人转向皇上和皇后，不巧皇上有惧内之憾，最终女方胜过男方，男人们败下阵来，老老实实过一夫一妻的生活。与《狮吼记》的立场相对的是《金玉奴》，该剧将得官的书生莫稽塑造成忘恩负义、丧心病狂的男人形象，后来，玉奴姑娘被许老爷收为义女，便请来七、八个丫鬟婆子，将他一顿乱打，以泄心头之狠。该剧也历来为妇女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荣。

男女平权的问题历来十分敏感且受到重视。我国自新时期以来，由于社会制度的保障和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在文艺创作领域涌动着一股女权主义的潮流，女诗人伊蕾以一组《独身女子的卧室》震惊国人，刘西鸿的小说《你不可改变我》张扬女性的独立意识，而在戏曲中首先发难的，当数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其后，有川剧《田姐与庄周》（徐芬编剧）、梨园戏《节妇吟》、越剧《西施归越》（罗怀臻编剧）、龙江剧《木兰传奇》、楚剧《穆桂英休夫》、黄梅戏《徽州女人》、川剧《目莲之母》（徐芬编剧）等等。这些剧目都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去改造历史传说题材，揭示古代妇女“被封建婚姻戕害，被畸形社会扭曲，在苦海中挣扎；在旋涡中沉沦”的苦难。高扬“我要”、“我认为”的女性话语，从而引发人们对社会性别文化的反思和调整，尊重和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体现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这类作品的作者除一些男性外，更多、更有意识的是女性，如徐芬、陈薪伊、陈端生等，一踏入创作领域，就对千古的女性问题进行思考，以拯救自己同类为己任，向世界讨一个说法。

关于“中国古代第一淫妇”潘金莲，现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以《潘金莲》一剧为之“翻案”，认为她是自由恋爱的追求者，但到了魏明伦的《潘金莲》，已上升到“妇女病”、中国妇女问题的层面来认识、评判。该剧对传统故事进行了剪裁、拼贴，以武松杀嫂为支点，回溯了潘金莲与张大户、武大郎、武松和西门庆四个男人的往事，潘金莲由一个纯情少女无端被强奸起，走过了一条迷茫屈辱、大胆追求、愤而抗争的荆棘之途，结尾是她猛烈撕开胸襟，呵令武松动刀杀她。这其间还穿插着现代女郎、武则天、上官婉儿、安娜·卡列尼娜、贾宝玉、红娘等女权主义者以及芝麻官、女庭长、施耐庵、现代阿飞等一些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复调对话，对潘金莲予以同情、支持、辩明以及怒斥、猥亵等，但女权主义者挽救不了潘金莲丧身刀下的命运，现代女庭长也无可奈何，现代阿飞还想玩她一把，说明了中国文化根本上的男权性质。这就将历史文化的批判从紫石街的审判台，扩展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时空。所以该剧于1987年一出，不啻是戏曲界向社会投掷的一枚重磅炸弹，顿时舆论开花，褒贬不一，大大强化了戏曲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参与功能。当然，作者将批判的直接矛头指向武松和施耐庵，就有让历史题材硬性表达个人某种主观意念之嫌。

如果《潘金莲》、《西施归越》、《目连之母》体现了女性处于“第二性”的苦难和抗争意识，《木兰传奇》。则以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展示了中国妇女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与正面价值。从性别意识角度看，该剧实际上隐喻着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女性悖论，一方面女性渴求消除性别歧视和权力差别，一方面女性又以男性标准来要求自身，借助性别转换和男权话语来达到一种梦想。我国的“木兰戏”历来较多，如明杂剧《雌木兰》（徐渭编剧）、京剧《木兰从军》（梅兰芳主演）、豫剧《花木兰》（常香玉主演）等，女扮男装的戏也有《孟丽君》（原著为弹词《再生缘》，陈端生编剧）、《女驸马》（见插页图39）等，但《木兰传奇》的超越高明、耀眼之处，就是它证实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主题同时，内在地揭示了花木兰不得不乔装异性转战沙场的巨大心灵痛苦与情感冲突，让她在这种心灵炼狱中得到升华，并完成了她的英雄人格的塑造。“女性话语”的取得不是停留在口头和口号上的，花木兰作为一个女性或社会人，她必须经过心灵挣扎、蜕变、重塑的历程，从而获得超出凡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不是男英雄或性变态的“准男英雄”的，而是女英雄或一个大写的人的。这正是《木兰传奇》的成功之处。

正如克罗奇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运用女性意识对某些女性历史题材进行重写或新编，是当代人对男女平权、女性人文价值的一种精神体认。当代剧作家从性别视角观照历史题材时，理应灌注一种现代文明意识，使其精神实质更贴近当代人的心理结构。如《穆桂英休夫》对穆桂英形象的刻画，是将杨门女将从英雄情结中还原为世俗的家庭生活，从她的山野个性不和谐于将门风范和媳妇礼数，推导出大胆而合理的“休夫”举动，从而暗合了当代婚姻家庭的种种人情世相。当然，有些历史剧从道家崇尚阴柔的哲学角度去阐释历史题材，在塑造纯洁美好的女性形象之时，得出了“阴盛阳衰”的一种历史文化结论，这只能代表剧作家对女性美和道家哲学的崇拜心理，而不是一种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