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装新酒※

改编名著是古今中外戏剧的惯用做法，如莎士比亚、布莱希特、高明、洪升等人都是如此，这与其说是“剧本荒”，不如说是人们的“经典情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回顾与展望”的精神驱动下，一批由名著改编的戏曲脱颖而出，如京剧《骆驼祥子》、川剧《死水微澜》、越剧《红楼梦》、曲剧《茶馆》、越剧《孔已己》、川剧《金子》、荆州花鼓戏《原野情仇》、吕剧《苦菜花》、秦腔《白鹿原》、京剧《宰相刘罗锅》等，它们改编自古今的小说、话剧、戏曲乃至电影、电视剧。花灯戏《卓梅与阿罗》还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成功地搬到云南山寨，“偷梁换柱”而天衣无缝。名著是经过时间和观众检验过的东西，其文本涵义已达到相对的价值高度，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它们进行载体转型，借助于戏曲剧作家的独特的社会感悟和艺术创新，容易获得成功，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当然，也不排除利用名著、火爆影视的知名度来扩大自身的吸引力、扩大观众的观赏面的内驱因素。

改编名著最大的问题是改编的尺度的掌握，有的面目全非，有的基本照搬，说法不一，这就涉及是再现经典还是重新阐释经典的问题。现代解释学认为，把握作品中作者原意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具有多元的可解释性，解释是处于历史的演变之中的。解释的过程不是一种消极的复制过程，而是以尽可能多的角度去接近作品的创造性过程，以个人的心理历程为依据去感受作品，填充作品中的空白地带。改编名著作为当代人的一种审美阐释活动，应该在保持作品基本面貌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作出合理的创造和补充，同时也需要照顾到戏曲的展幅、节奏和表现形式，使内容为舞台表演留下较大的自由空间。往往要求把背景、情节、事件都推向幕后，把能够充分调动人物感情发挥的地方放在幕前，用唱段和表演来丰富它。^[18]

曹禺的《原野》历来为多种艺术形式所改编、阐释，其中川剧《金子》（隆学义编剧）是不离其宗，稳中求变的例子，当然也不是没有争议。曹禺曾经谈过《原野》的立意，说：“复仇不是我所要表达的主题”，而是“想通过仇虎与焦阎王两家的不解的冤仇，说出在封建恶霸地主压迫下，农民苦难的一生和渐渐觉醒的历程”。《金子》一剧将花金子由次要人物提到主要人物，以金子的视角为切入点，将人们的同情与关爱集中在最受封建伦理道德压迫的普通妇女身上，开掘出原著中蕴含的农民求生的多种出路，进而揭示出“觉醒的历程”。该剧的着重点就在于表现金子的抗争精神和生命轨迹，展示并强化了原著中金子般的理性光辉。她是个热情、泼辣又善良、柔弱的复杂女性，她对美好幸福生活充满向往，具有抗争命运的一面，但她对不幸的焦大星寄予着爱怜，反对仇虎对焦阎王的遗属进行无谓的复仇，由此凸现了她天然美好的女性品格。为求戏曲化、川剧化，该剧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裁剪的结构的调整，将原著中的台词语言，属于抒情部分，转化为台词，属于交代部分，转化为念白，并注意唱词、念白的诗意蕴含和川剧韵味，充满了巴渝地区的俚语方言乃至野气。同时，川剧的传统特技也得到了合理运用，如变脸，酒醉中的仇虎与焦大星玩着儿时的游戏，幻觉中焦大星变成了焦阎王；藏刀，仇虎准备杀焦大星，恰好金子撞见，他迅速藏刀入袍，还掀开袍子，让“刀不翼而飞”，以博得金子的信任；踢褶子，常五偶遇仇虎，惊恐万状，于是踢起前后褶片，咬住前下摆，表现人物的恐惧心理。这些传统表演特技化入剧中，运用得恰到好处，在现代戏创作中焕发出新的光彩，使《原野》川剧版打上了鲜明的川剧烙印。

名著改编时，避免“话剧加唱”，充分戏曲化，地方化较容易处理，《原野》、《窦娥冤》、《西厢记》等人物心理较贴近当代观众的名著也容易出新，难就难在《琵琶记》、“荆、刘、拜、杀”等歌颂传统伦理道德的名著，对它们的内容思想如何扬弃，不走两个极端，这个问题需进一步探讨、实践。有一点可以肯定，既是载体转型，就要有语汇转换，用当代戏曲的语言与表现形式对它们进行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