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
自19世纪90年代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便遭到了种种曲解和攻击，恩格斯为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书信，全面论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开始主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释和传播时，马克思主义被严重地庸俗化了，实证主义和思辨结构的浸入，使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经历了第一次重大曲折。
1. 恩格斯晚年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在总体思路上和马克思无疑是一致的。但在马克思逝世后，他独自担负起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使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的研究计划而承担起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的工作，在这期间，他还必须随时与各种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错误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
恩格斯晚年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反对对马克思的学说的庸俗理解，驳斥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歪曲和诽谤，同时也不失时机地从正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哲学基础。
第一项工作留下的是大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正面阐述的书信。这些书信针对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巴尔特对马克思学说的粗暴歪曲以及“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解释，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第二项工作集中体现在以下文本中：《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1884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与考茨基合作）等。这三个文本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思想来源与范畴演进上和前辈学者的联系与区别，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与革命实质。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剽窃”的诽谤。在此，恩格斯较详细地说明了马克思之前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关系，指出，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但是，他们利用李嘉图的成就都“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相反，马克思却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出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 (25) 而“无酬劳动”正区别于汤普逊曾使用过的“剩余价值”一词，因为在汤氏那里，这一术语所指称的是“由于使用机器或其他资本，同样多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多余价值”。也就是说，这是单个资本家“带着他或者可能还有几个别的资本家所独占的新发明的机器闯进在此以前属于手工劳动的部门而取得了一种特殊的‘剩余价值’”。恩格斯十分精确地指出，在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上，马克思和汤普逊是不同的。事实上，汤普逊由于没有能够实现对经济学本身的进一步提炼而陷入了自我矛盾，因为他把这个所谓由机器或其他资本生产的多余的价值说成是“由劳动产生的”。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一术语（或相近的术语）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也都使用过，甚至“plus⁃value这个用以表示商品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用语，从很久远的时代起就在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在于发现经济事实”。 (26)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自然地走到了其尽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庸俗。简单地套用它的部分结论的社会主义者也没有能够走出空想。就汤氏而言，他的那个“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就只停留在“取消自由竞争”的“建立在个人保障基础之上的互助合作的生产，或者在分配和享受共同劳动产品上的自愿平等”。 (27) 这也就是“自由劳动、完全享用劳动产品和自愿交换”这个分配的自然法则。而马克思已经证明，这些“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28) 。真正解开此结的马克思，最重要的是在哲学上实现了思维方法的变革，从而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他的同时代人却不能理解这一点，甚至要求“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为此，恩格斯写下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本书中，他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以及它与旧哲学的不同。
最后一部分工作集中于著名的《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以及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计划、札记和论文。在这些文本中，恩格斯基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阐发和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一类文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成为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最重要证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等首先对恩格斯发难，指责其背离了马克思的立场。 (29) 这一指责后来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如美国学者莱文就公开表示，他把恩格斯看作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元论的人” (30) 。至于西方马克思学，则把恩格斯说成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相对立的“客观自然主义者”。当然，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有一个完整形态，并能够与当时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最新发现相吻合，着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包括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在内的完整陈述。这样做完全没有违背马克思的意愿，而是使它更鲜明彻底地和正在死灰复燃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折中主义对立和区别开来。正是恩格斯的这种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的立场，使他遭到了来自党内和党外、左的和右的方面的非议与攻击。
2. 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片面化
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就由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来充当。虽然到20世纪20年代，在第二国际内部一直存在着理论争论，但究其主流，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广泛影响的解释还是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虽然并不是第二国际（恩格斯在世时就批判了那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经济唯物主义解释的做法），但是它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形象是从第二国际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考茨基的理论。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开始，马克思主义就被伯恩斯坦等人全面修正，留下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的话头。
卡尔·考茨基从1881年便担任恩格斯的秘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帮助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做了大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发表了对《资本论》进行通俗解释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参加了马克思遗著《资本论》第四卷的整理工作，并于1905—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名发表。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无产阶级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博得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特别是他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影响很大，是很多后来无产阶级革命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读物，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恩格斯曾亲自审阅过这本著作的手稿，并作了一定的修改。他曾在书信中指出：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第二卷理论的提要，是对这些理论的独立叙述，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总体上还不坏。 (31) 但也就是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本书中，考茨基表现出严重的经济决定论倾向。
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为什么倾向于经济决定论？除了他们对恩格斯后期著述有严重的误解外，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其一，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后，接连数十年都主要倾心于经济学的研究，正是这一研究使他得以科学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彻底革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给无产阶级运动注入活力。而且当时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没有公开发表，其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和潜在动因未能被揭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但这些工作并未完全公开，其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其二，在无产阶级运动不断扩大与深入的条件下，用马克思的学说武装工人（教育工人）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这迫使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方面更多地采用科学的形式，这无疑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和重要性。其三，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要求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提出自己对现时革命条件的科学分析，而这恰恰又需要在经济学的范围内作出回答。上述种种，就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被抬到最为重要的高度。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年）等重要著作。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考茨基的工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中，考茨基指出，马克思所研究的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的民族所特有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形态的运动规律。这个定位基本上还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停留在这里又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因此看不到以下两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内容：一是欧洲之外其他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除了服从于一般的历史规律外，更具有其民族和地缘的特点。现实的斗争需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提供具体的指导，而不是一般的结论。二是蕴含在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中的社会批判原则，这一原则恰恰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最主要的东西之一，它的揭示需要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充分的了解。在考茨基的所有著作中看不到这一点。相反，他虽然正确地对《资本论》进行了定位，但恰恰没有理解狭义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导致他后来在俄国道路问题上陷入了经济决定论的机会主义。考茨基虽然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第一次证明当前社会运动的目的是过去历史发展的必然后果，并不是人们良心发现某种‘永恒正义’后随便提出来的” (32) ，但他不能理解，马克思在此只是否定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唯心论，而不是说历史的发展不需要历史主体的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就能实现。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就已经沦为“进化论”和“改良论”的机会主义，因此他在其后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重新回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决不是偶然的理论失足。他反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是必然的结论。
弗兰尼茨曾经指出，在理解考茨基的理论观点及其发展的时候，必须着重指出，考茨基以及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不是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而是从当时的唯物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缺乏深刻认识几乎是第二国际所有理论家和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的缺陷。这无疑指出了第二国际主流意识的思维特点。更为深刻的是如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合法的群众性组织，也许是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导致了严重的改良主义，这是他们政治策略的失误所在。
正是由于自身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政治策略的失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对于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必要的认识。这直接导致了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思辨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浸入，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修正。
实证主义社会学发源于对“市民社会”的经验观察，在这一点上，它与马克思主义具有起源上的一致性。由于它对社会的研究基于直接的观察，在对象上紧追“时代的变化”，因此表面上更具有“科学性”。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迪尔凯姆、帕累托、韦伯等人的崛起，使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方法论上获得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他们同样关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现代社会问题。特别是由于考茨基等人的教条主义不能直接适应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都转向社会学，以便掌握马克思著作中所没有的关于社会组织及其变迁的概念和理论，从而产生了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那样的把马克思主义直接视为“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事件的自然科学”的倾向。事实上，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过重大争论，苏联、东欧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仍用社会学语言把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为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科学学说。
新康德主义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之前，1865年李普曼在其《康德及其模仿者》一书中直接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从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新康德主义成为德国主流哲学之一，当时的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都在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康德主义虽然在哲学上有着许多不同的口号，但其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都反对“思辨形而上学”，主张追随康德把经验论与唯理论综合起来。
和在哲学上“回到康德去”相呼应的是，有人提出在经济学上的“回到亚当·斯密去”。这些思想派别都强调康德的主体性，主张用个别的经验事实来构成科学问题，反对哲学演绎，试图以此来满足社会学理论的科学性要求。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很快就成为这种思潮的俘虏，开始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过滤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模式。
伯恩斯坦首开修正主义之先河。在恩格斯逝世后，他从1896年始，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系统地修正马克思的学说。他是第一个用经济学的数字统计作根据来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科学论断的人。不过，他很快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公开提出：一个经验的、可以根据经验证明的现象，并不需要任何演绎的证明。这些人还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惟一理由是，他们还从口头上承认“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相信工人阶级能够向前迈进。然而，这恰恰是一种进化论的思想。实质上他们已经最无奈地臣服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改良。在1908年该书的“序言”中，伯恩斯坦强调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工人阶级伟大解放的历史性权利和目的不取决于任何现成的公式，而是由达到这一阶级的历史的存在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需要决定，工人阶级所必需实现的是理想，则不是教义。” (33) 在1899年“法译本序言”中，伯恩斯坦引用了桑巴特的话指出，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驳倒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结论，而在于消化和发展这些结论，但是如果不首先对这一理论作批判性的清算，那么这样的继承就不可能彻底。他批判考茨基等人对“客观必然性”的固守，强调人的行为中的自觉的、自愿的、有目的的因素，认为凡是涉及集体的预期的目的时，在历史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就存在着主观力量。可以这么说，伯恩斯坦开创了主体性解释逻辑之先河，在恩格斯逝世后，《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开始了一个时代，即在工人运动内部开创了一条异端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的修正主义路线。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一经出笼就立即遭到了包括考茨基等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批判。但是考茨基等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特质的理解，他们不仅没有赢得批判的胜利，最后还走上了另一条修正主义道路。这个批判任务最后是由卢森堡和列宁完成的。卢森堡作为经济学博士，在经济理论的理解方面远远胜于考茨基等人。在1900年左右，她在批判伯恩斯坦的斗争中，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的错误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她能够洞察当时“回到亚当·斯密去”这一口号的经济学的实质，揭示出历史学派的倒退和新崛起的主观学派的错误，从而为揭露伯恩斯坦的错误提供了理论背景。她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908年）一文中坚持马克思的“历史的观点”，指出在方法论上“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是马克思理论的关键。她科学地分析了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失误，证明了伯恩斯坦等人的理论只不过是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根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34) 从而科学地批判了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的机会主义性质。
关于第二国际，列宁有相当多的文献留了下来，不过他对第二国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背景的批判，最著名的还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7年）。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从党性的高度强调了唯物主义，他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斗争是在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进行的。为强调作为现实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保证其不受修正主义的损害，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35) 。这样，列宁就捍卫和发展了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上对修正主义作了颠覆性的批判。
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当第二国际充分暴露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政治立场的背叛时，它也就开始从历史舞台上消退，列宁主义代表着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的发展是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产生的，也是在和种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产生的。它以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生命力，也因此为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方向。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