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历史还是社会的历史

历史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但社会并不是存在于个人之外的抽象物，它不过是无数个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总和。社会并不简单地由个人所构成，而个人却总是社会的个人，除了生理特点之外，个人在本质上是由社会规定的。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界中，人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但是，经过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这两个原本密切相关的命题变得相互敌对了：社会历史变成完全脱离人的自觉活动的自在客体的历史。

在导言中，我们曾论及由于实证主义对思辨结构的侵入，还在马克思生前就已经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庸俗化的解释。恩格斯晚年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曾与这种庸俗化的解释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第二国际内部业已出现的与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合流。在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经验科学，以能动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被扭曲为自然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在他们眼中，历史发展是一个离开人的能动作用而独立运作的自然而然的客观物质进程，人则是这种历史运动的他者。《资本论》被误解为是一种刻板的历史时刻表，物质生产力的生长将自动引发经济秩序的变动，资本主义将自动灭亡，社会主义将自动实现。人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历史时刻的来临，自动地成为革命的主体。

第二国际的理论立场遭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严厉抨击。他们反对经济决定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特别是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却距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越来越远。他们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误解为一种新人本主义。同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做法不同，用存在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萨特，主要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重新解释。

萨特的学说原本就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特征。他的“人学本体论”认为，人首先是一种单纯的主观性存在，人的本质和人的其余一切都是由这种主观性自行制造出来的。他强调人的本质不是由上帝或其他什么来决定的，“人不外是自己造成的东西”，人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造成自己的本质，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20世纪50年代以后，萨特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但他反对经过第二国际误释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的绝对自由为出发点和理解线索提出了“历史人本学”，用来修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

在萨特看来，辩证法是一种实践。人学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或行动的逻辑。辩证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个人实践阶段，或“构成的实践”、“构成的辩证法”阶段。个人的行动、选择是历史的起点。在这一阶段上，作为生物的人在社会中为了生存而产生了需要，并从自身之外取得物质资料。但由于物质资料的匮乏，人为了生存而与自然斗争，结果使自己的机能外化。这样，个人的实践既克服了自然物质的必然性，构成了人与自然的被动的统一，又构成了全部社会关系。（2）集体实践阶段，或“被动的辩证法”、“反辩证法”阶段。这时，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结成群体，进行集体实践。但集体实践对个人实践是一个否定，因为物质资料的匮乏，劳动产品不为个人所有，并逐渐发展为反对个人自身的力量。在这种实践中，人失去了自身的自由和人性，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相互否定和异化的关系，这是人失去自由而异化的阶段。（3）共同实践阶段，或“被构成辩证法”阶段。这时，人们已经由集体发展为“融合集团”，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这个阶段以个人实践的辩证法为中介，虽不是向个人实践的简单复归，但包含了个人实践阶段的自由，恢复了人作为“辩证法的存在”，进入了“被构成辩证法”阶段。但是在这个发展阶段，社会逐渐由融合集团转变为誓愿集团，继而是章程集团和制度集团，个人实践逐渐异化，由构成的实践变为惰性的实践。于是个人就会起而反抗这种状况，破坏制度集团，重新开始构成的实践活动。与此同时，上述发展图式也重新开始，新的进程由此发端。

萨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过分强调客观存在是人的行动的基础，而他的“历史人本学”则强调人的存在决定于自己的努力，客观存在固然对人的未来起着某种制约作用，但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实践，人因此是历史的中心，从而是外部自然界的中心。他声称，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缺陷就是忽略了作为这种中心的人，因而是一种僵化的唯物主义决定论，而他的“历史人本学”力图恢复作为中心的人的地位，强调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借以“补充”和“克服”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不足”和“缺陷”。换言之，萨特要在社会历史的废墟上重建一种独立于社会的个人的历史。

正像萨特自己也看到的那样，人与社会是同构的，社会对个人存在着影响。但是，当萨特按照机械决定论的模式要在个人存在和社会之间确定所谓第一性时，他离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非常遥远了。如前所述，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点，这种个人是具体的、历史的，他总是在人们先前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总体中生产和再生产着自己对自然与对他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既不是个人单方面地决定社会，也不是社会单方面地决定个人，而是人从先前继承下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通过当下的物质生产活动能动地改变既定的条件，辩证地达成人和社会的统一。以往积累的生产条件为人的创造性生产活动提供物质前提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人则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创造性活动在能动地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从而把社会的改变与自己活动的改变辩证地、历史地统一起来。萨特的“历史人本学”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个人。这个抽象的个人是人类所具有的主体创造性的抽象化，是脱离了现实个人赖以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现实条件并超历史地加以夸大了的人的精神活动，他的历史原型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萨特正确地看到，在自由决断的假象下，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其实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全面操控而丧失了独立性，但是，他并没能认识到：这种人的状况只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联合起来的个人终将扬弃异化、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他将这种历史的个人夸大成了人的一般状况和永恒宿命。对他来说，要么是个人的自由创造，要么就是被社会（他人）所决定，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永远是二元对立的。对于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萨特认为是人的宿命和不幸。他之所以把社会的历史压缩为个人的历史，是因为个人在社会中永远处于被抛弃的异化境地，个人只有从社会中挣脱出来，才可能享有自由。然而，脱离了社会的纯粹个人的自由和创造，除了幻想之外，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