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物质技术结构与交往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面对自然界，改造并占有自然对象，因此，人类历史最基本的前提便是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原始人由于生产能力低下，只能运用天然的或经简单加工的工具如石器进行劳动，以后发展为科学认知、生产工具的制作，随着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复杂化，人类又发展出了日益复杂的劳动操作方式与生产工艺流程。这是社会物质技术结构的层面。其中劳动工具又最集中地体现一个时代的社会物质技术结构。
科学以概念与逻辑的形式表达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它包括理论形态的一切知识体系与精神产品，而技术则是一个综合性范畴，指人们依据一定的知识与经验，凭借一定的物质手段以改造客观对象的技巧。科学技术并不能直接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的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的活动才能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劳动者通过学习和掌握已经获得的科学技术而成为现实的劳动主体，他们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来装备自己，最终把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生产工具及其构成要素的进化与人的实践能力的发展是一致的。人类最初是以天然的或手工制造工具作用于自然对象的，这些工具与人的肢体相结合，直接推动了人对自然物的改造和利用，发挥着单靠人手所不能产生的作用，预示着人的无限发展潜能。生产实践永远是按照一定方式结合起来的人（劳动）和物（技术）的统一。每当这种统一中的技术要素（技术含量）发生质的变化时，人的实践能力就会获得大幅度的提高。最初，人必须不断地消耗自己的体力去提供动力，这样人的实践能力有限。只是当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并且由机械装置代替畜力来充当动力的时候，才大大增强了人对自然界改造的强度，使人的实践能力获得了飞跃的发展。随着智能生产体系的采用，人类开始从单纯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实践作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却依然构成人的一切活动的基础和核心，甚至在“数字化生存”的时空中，起轴心作用的仍然是人类积极能动的生产劳动。这等于说，“数字”也是为人的，而不是相反，人被“数字”所吞没。
当然，这并不是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一切苦难都将会消失，因为，与社会物质技术结构共存的还有社会交往方式这一方面，这里的问题比单纯的技术进步要复杂得多。
马克思认为，人类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8)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除了物质技术结构以外，还有社会交往这一关键的结构层面。社会交往是指相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而言的人与人的社会的物质变换关系，马克思一般用交往形式、交往方式或交往关系来表达。马克思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存在交往关系，交往主要是指人类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关系。
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两类：一是物质交往，一是精神交往。在物质交往中，又可分为自然物质交往和社会实践交往。社会实践交往区分为生产过程中的活动交换、产品交换和广泛的商业性交往。而精神交往则包括科学、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领域的交往活动。
人类的基始性交往活动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物质交往。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人自身的生产，二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前一种生产中，人与人的交往主要是带自然性质的交往关系（血缘亲属制度和婚姻家族关系）；而在后一种生产中，人与人的交往则表现为客观的社会实践交往。在这两种交往中，自然物质交往是先在的，因为人是从自然母体那里脱胎出来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始阶段，这种交往是决定性和主导性的。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形成却不是基于自然物质交往，而是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中突现的。人类的社会实践交往是人类社会存在层系的直接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不过是无数个人之间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总和。不是自然物质交往造就了人，而是基于自然交往但又以客观物质的社会物质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创造了人。
生产交往是人类社会实践交往的基始性环节，它是生产力的隐含因素。现实的生产过程无论就其对自然力的控制还是就其结合为社会生产力来看，都不是相对于个人而言，而只能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整合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交往不能简单地视为某种协作关系，实际上它是处于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的交往活动的总和，是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功能结构。因此马克思说，生产本身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并且，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及这一民族自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广义的社会交往是在生产交往之上形成的社会实践活动。后者是动态过程中的生产关系总体，是指人们在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过程中的物质交换活动。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交往的总和称之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现实基础。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被比喻为一座大厦，人类的生产交往活动是这一大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耸立着庞大的上层建筑。在这个上层建筑内部以及在上层建筑的各部分与基础之间，同样存在着错综交织的互相作用和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复杂的社会交往活动。
从总体上讲，社会交往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从生产交往一直到其他全部社会交往都可以归入其中。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指生产基础交往上的狭义的社会交往即人们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其他交往形式。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种交往主要体现为国家生活中的政治和法律行为，即行政的、立法的、军事的等交往和活动，而在社会基本形式转换时则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阶级斗争通常是阶级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社会交往将失去这种人与人的对抗性。
人类社会的物质技术结构（形态）与社会交往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历史关系，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具有其内在的张力与历史开放性；它们的核心是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认为，部落社会狭隘的交往关系是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生活。而这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部落或类似于部落的联合体中，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因此，社会结构还只是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管辖着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内部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此后，由于奴隶劳动的大量使用，生产力有所发展，私有财产有了相对的集中，与这种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是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的充分发展，平民和小农向无产者转化，但由于处于有产者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他们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
这之后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罗马帝国最后几个世纪的衰落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城市居民减少了。这种情况在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为最初的封建所有制。这时农奴代替了奴隶。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就产生了与原来的城市贵族相对立的乡村贵族。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这种社会结构的实质是一种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农奴）的阶级的联合。在城市中与这种土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伴而生的带有封建性的是同业公会，即手工业主的联合组织。封建时代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是：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金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城市手工业者。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而和机器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是资本与劳动分离、劳动条件与劳动者分离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形成的阶级关系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对抗。
或许有人会以落后民族对具有先进的生产力民族的占领为例，反驳以上社会交往形式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事实，但是马克思提醒我们说：占领的形式同样也是以被占领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占领国家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国家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是否只是以它的联合和共同体为基础。其次，占领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银行家的体现于证券中的财产。对于每个现代工业国家的全部工业资本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最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占领都是很快就会结束的，已经不再有东西可供占领时，必须开始进行生产。从这种很快出现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 (9) 。
在现实历史发展中，人和人的社会交往与社会的物质技术统一地构成历史的辩证运动，两者呈现为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但归根到底物质技术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是决定性的。
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时，居民第一次被划分为两大人群。这种划分直接以社会分工和生产工具的不同性质为基础。城市代表着工业人口、由劳动创造的生产工具、资金以及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而乡村则代表着一种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居住的农业人口，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资金、享受和需求的不足等。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人被迫从事某种活动的鲜明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两者之间利益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在中世纪的城市里，个人的财产，除开他随身携带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资本之外，就只有他的劳动特点。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防卫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手工业者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及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各种手工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性；全国性的封建组织；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
这时，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延的主顾；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而是同所有者的特殊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完全不可分割的，就这一点来说，它只是等级的资本。
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少有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交往不发达、各城市之间交通不便、居民稀少和需求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开始于生产和交往的分离，表现为商人这一特殊阶层的形成。同相邻地区以外的地方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较发达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取决于政治关系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以及交往所及的地区内相应的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
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层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流入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每一个城市都依托其特殊的条件形成一个或几个占优势的产业部门。
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随后便孕育了工业革命，形成机器对生产的主导性地位，这首先发生在织布业中。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最初集中的是受商人控制的商业资本。但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大量的自然形成的资本再度在工场主的支配下集中起来，并且迅速增加了资本的数量。这时工人和雇主的新型关系建立起来了：原来的封建关系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关系所代替。工场手工业和发达的商业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工业社会中的大资产阶级。
随着商业和交通业的发展，资本的运动已大大加速了，但总还是不能满足资本无限制地发展的要求。这主要是由于世界的分割与经济的不平衡。但在资本的内在冲动的推动下，各国的政治疆界不断被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不断被超越，大工业创造的生产力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同时又不断超越它，发现和开拓新市场的刺激引发了血腥的殖民战争。大工业创造了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最后控制了商业，使所有的资本都从属于产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于是资本成了控制整个世界的真正纽带，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但是，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正如以往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因此，马克思总结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10)
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出了以下的历史性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11) 这与马克思早在1845年前后对现实历史运动的本质内容的说明是一致的：“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12)
交往方式的改变当然是多方面的，正如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所指出的，有社会统一形式的变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以及法治化的趋势等。这其中的关键是合理化的问题。哈贝马斯也注意到了马克思的抽象理论，但他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范畴来运用，而是把它看成为必须克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后果。这就使他无从把握现代资本的交往方式，而只能提出一种学习的可能性来与这一庞大的体系相抗衡：批判理论“必须根据学习过程的可能性，即借助一种历史上已经达到的学习水平所开启的学习过程为方向” (13) 。以此所进行的对资本的批判就只能有一个结局，即所有批判理论的共同选择：放弃理想，只进行否定或解构。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交往方式的普遍化与合理化既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也为人们认识这个超复合的社会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工具。更重要的是，个体实践活动与社会整体的关联性的增强，也为人们自觉改造社会总体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普遍化、合理化的交往方式还是必须首先理解为人们实践活动的积极后果，而不能将其看作一个必须敌视的魔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