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概念和批判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理性的规律仍然是以物质生产的规律为基础的，它对奴役性的超越是依靠无产阶级主体的革命来实现的。这种对理性的界定仍然是卢卡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卢卡奇对物质生产基础性的论述集中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然而，一方面，由于阿多尔诺对卢卡奇的评论焦点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从我们的论题看，《历史和阶级意识》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路的中介，所以我们将从青年卢卡奇关于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性及无产阶级的主体性的论述开始讨论。
针对马克斯·韦伯所发挥的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性质，卢卡奇沿着马克思批判的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对卢卡奇来说，理性始终是与社会的客观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客观性和合理性的背弃，立刻地直接地表现为反对社会进步的坚决立场。” (41) 这是卢卡奇针对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社会灾难及晚期资本主义的野蛮性而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应在理性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警惕抛弃理性而给人类带来危险。在卢卡奇看来，非理性与理性的区别由于直接与人的自由个性、人们正确的价值取向、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相联系，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则分属两种态度，所以，理性与非理性就直接与阶级对立联系在一起了。“就哲学的意义而言，赞成理性或反对理性的立场，就直接决定着一种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本质，决定着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理性自身不能是某种飘浮于社会发展之上的、不偏不倚的中性东西，相反，它总是反映着一个社会情况或一个发展趋势中具体合理的东西（或具体的不合理的东西），使之成为概念，从而促进或抑制该具体的东西。但理性的内容和形式的这种社会规定性，并不含有任何历史相对主义。在这些内容和形式的一切社会历史制约性里，每个社会情况或发展趋势的进步性，都是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存于人的意识而有效的东西。至于究竟是把这种向前运动着的东西当作理性或非理性来理解，究竟是把它当作理性而予以肯定或当成非理性而予以否定，这恰恰是哲学里的党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本质环节。” (42) 显而易见，卢卡奇所谈的理性是与社会的客观进步相联系、与无产阶级的整个世界观立场相一致的。
理性不仅仅在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战争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现实中科学技术逻辑的形式化也阻碍着社会的总体进步：一方面，劳动的过程逐渐地分化为抽象的、合理的、专门的操作过程，以致工人失去了同最终产品的联系，工人的工作被归为一种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被加强，工人完成一件工作的必要时间（这是合理化计算的基础）发生了转变，开始从仅仅是一种经验水平上的数字变为一种客观的、能计算的工作定额，它作为一种固定的和既定的现实与工人相对立。随着对工人操作过程的行为心理学的分析（泰勒制），这种机械的合理性被一直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中。为了把工人的心理特性结合到专门的合理化的系统中去，把他们的心理特性归结到为统计学上可计算的概念中去，工人的心灵就被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从其总体人格中分离出去，并与其人格相对立。对此，卢卡奇指出了两点结果：首先是劳动过程分化了，整体的劳动过程在现实中分解成武断的专门操作。其次，这是最主要的：生产客体的这种分裂，必然造成生产主体的分裂，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征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的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
作为最终结果，机械化过程把工人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把他们直接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世界的理性化显得很完美，它似乎渗透到了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各个深处。然而，它却受到它自己的形式主义的局限。这就是说，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理性导致产生了各种形式上的规律。对于浅薄的观察者来说，所有这些事物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般规律的统一体系。但是，如果忽视了这些规律所包含的内容中的各个具体方面，看不到它们的权威作为规律建立在这些具体方面的基础之上，那就实际上使自己陷入了这种支离破碎的体系之中。世界成了碎片，就像人早已被肢解为碎片一样。
卢卡奇认为，由于这种科学技术逻辑中的形式理性的现实性，隐蔽在直接商品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真正满足他们需求的物体之间存在的关系都已隐退到无法被认出、被察觉的地步。卢卡奇的意思是：物化的思想所关切的是，通过“科学的完善化”使这些有效的规律（社会现实中科学技术齐一化、标准化等）永久化。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之中。在现实中，人们深深陷入这种日常生活的直接性而不能自拔。卢卡奇认为，人们要想从这种日常生活的直接性中超脱出来，沿着历史总体的理性的道路前进，只有首先超越物化意识。这个使命首先应由哲学来完成。
卢卡奇提出，如果哲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方法，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到能够并且也应该认识的物质的总体性之上，它才能突破已经退化到完全分裂状态的形式主义所设定的障碍。可见，卢卡奇提出了总体性方法以对抗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形式主义方法。问题是由什么来保证哲学的这种内在转向呢？卢卡奇毫不犹豫地指出，这必然由代表历史进步、沿着理性客观趋向前进并渴望着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来作最终的价值依托：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性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都是——直接的——相同的。这种相同的现实性，运用阶级利益这个原动力把资产阶级限制在这种直接性之中而迫使无产阶级超越这种直接性，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受历史过程的辩证特征的强烈影响。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个因素的中介性质只是在中介的整体中才被打上真理和真正客观性的烙印。对无产阶级来说，认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特征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无产阶级是惟一能正确认识并合理改造现实世界的历史主体，是历史过程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如果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的思想来源与论辩对象之一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那么，这里的卢卡奇主要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而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作者。他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论还是由现实的历史条件引起的。在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看来，自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降的历史现实表明，法西斯主义与“极权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同样是不自由与灾难，所以，霍克海默在1968年还坚持认为：“今天，我同以往一样被一种强烈的冲动所驱使，这种冲动要我去向一个明显不能成立的论断挑战，就像它曾要我向其他相关的偏见挑战一样。这个明显不能成立的论断是：诸如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这些咄咄逼人的概念只能被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运用于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国家。” (43)
在霍克海默看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上层不再被一些竞争着的企业家所代表，而是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原来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已被工会等中间地带所缓和。凯恩斯革命开始了自由竞争无政府社会走向终结的表象。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对理性的捍卫只有“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又坚决地捍卫它的理想，保卫它不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及其他东西的侵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和义务” (44) 。明眼人一看便知，霍克海默和卢卡奇不同，他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坚决捍卫者。
就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主体而言，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一致认为，在一个消费世界里，无产阶级与个人一样都融入了社会体系，无产阶级以前还可以体验到自己生存的苦难，而现在无产阶级及其组织（由极少数工人贵族和政客把持的劳工组织）已日益被资本主义极权体制所包围，不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被剥夺了批判感受力，无产阶级运动也同样失去了批判感受力，所以无产阶级也不再是能站出来对抗现状的革命主体。
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主将并没有在让人感到对所谓自由世界概念的绝望，他们相信这种自由理性是可以“救赎”的，虽然现在它已下降为主观的工具理性，从而使客观的理性整体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由此，他们认为有必要重新确立物化批判的新基地。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已经把卢卡奇继承韦伯对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化所进行的批判扩大为对人类文明过程的历史性反思。如果说，卢卡奇还把理性理解为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意识，阿多尔诺等人则既抽掉了它的阶级基础，又抽掉了它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变成了彻底无人身、无基础的理性。
阿多尔诺等人认为，理性是综合性的、客观的，而不单单是体现为主观性的工具理性。在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社会里，客观的综合理性受到了遮蔽，按照韦伯的说法，这是目的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的霸权。他们认为，这种理性的受侵蚀最终缘起于旨在自我保护的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控制。这种支配与控制的发展体现在主观的、工具理性对人本身的奴役以及人对人的统治，它是通过启蒙辩证法的整个逻辑达到的。他们认为，与工具理性共生的是一种以工具理性为模型的同一性思维，它们是恶的现实的共谋。因此，要揭穿工具理性对世界统治的野蛮性，首先要探索同一性思维的基本根源，解除人们思维中对理性的遮蔽。
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阿多尔诺已经把卢卡奇的理论范式之基本构架作为分析的对象：其一，是生产活动本身而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应成为批判理论所指向的分析对象之一；其二，工具理性统治下的阶级意识本身也应成为批判理论的分析对象，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无产阶级意识是可以从直接意识中剥离出来的先进意识。
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所持的批判理论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是从蔑视物质生产对人类发展之基础作用的纯道德哲学的立场来批判现代社会的。按照阿多尔诺的观点，人类对自然统治越是合理化，则人对人的关系就越是趋于非理性，现代社会就是这两者的融合。因此，必然的结论就是，为了“救赎”理性，必须毁掉人类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在哈贝马斯看来，阿多尔诺的分析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他把社会合理化与行动联系的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增长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幻想通过自由生产者联合的概念，进入到一种普遍的社会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这样在生产范式中指认出来的理性至少是不全面的。他认为：“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作为基础的行动概念不够复合宽广，不能通过社会行动把所有的社会合理化能借以体现的方面都包括在内。” (45)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把理性狭窄化的方法直接来源于韦伯。虽然，韦伯提出了一个实践合理性的复合概念，这个复合概念以目的合理性行动方面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方面的连结为出发点，但是，韦伯在另外一面，却完全按照目的合理性来考察社会合理性。就法律的形式特征而言，韦伯也只是限于在工具性方向上进行讨论，他从实证主义方面限制了法律概念，认为法律的合理化可以忽略道德实践方面（论证原则），而只注意认识的工具性的方面（规范原则）。韦伯完全是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观点，就是说，按照一种价值中立化的观点，按照归结为策略行动类型的行动领域计划性贯彻的目的-手段方面，来考察现代法律发展的进步。
哈贝马斯最终把矛头指向了生产范式。他认为，从马克思到韦伯，社会理论经典作家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认为市民社会的特征是抽象劳动，是一种由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利用的和按企业组织的获利劳动类型。因为这种抽象劳动形式曾展现出一种以此为特征的、贯穿一切领域的力量，所以，乌托邦的期望也以生产领域为目标。阿多尔诺也一样，虽然他把生产本身作为分析对象，把奴役一直追溯到人对自然的支配性之源头，然而他仍然期望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相联系的生产中产生乌托邦的和谐状态。
哈贝马斯认为，仅仅从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控制出发对工具理性作批判必然导致主体、客体两分的主体意识哲学，而主体意识哲学必然走向失败的乌托邦：工具理性批判的矛盾就在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必须提出一种模仿的理论，但这种理论按照他们自己的概念，却又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哈贝马斯指责说，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都继承了伟大哲学传统的主要特点：坚持静观性，坚持一种脱离实践的理论；脱离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完整性；回归到开始时的尝试，回到文化与自然的分裂；甚至回到了霍克海默定义为语言与现实一致的真实性。作为主体意识哲学，工具理性批判无休止地来回地在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进行，并且毫无希望。
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阿多尔诺的理论确有乌托邦的抽象性质。但是，哈贝马斯自己提出的新理论又是什么？我们将看到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批判的本质仍在于重新确证实证主义的思路。
哈贝马斯把社会理解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层次，系统由经济与行政管理体系构成，它的进化以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为衡量标准，而文化、社会和个性的分离，则展现了通过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的发展水平。理性潜力的增长是在以下方面展开的：工具理性在“系统”中的增长，以道德实践和美学为表征的理性在“生活世界”中的增长。在这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不仅仅是阿多尔诺等人基于生产范式从主体意识哲学出发所指认的工具理性了。因此，哈贝马斯指责阿多尔诺等人“在搭建理论范畴的框架时，没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异化体制与主观性之间留下空间，也没有为生活或生活方式（狄尔泰或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留下空间。他们无意窥视日常生活的空白地带，对他们来说，那只是管理机构或总体苦难实质的一种附属现象，在主体性相互联系之间，他们也得留下哲学的踪迹” (46) 。
必须弄清楚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实质。从哈贝马斯的阐述看，与生活世界对应的是交往活动领域，而交往活动领域本质上就是社会关系。
哈贝马斯也提出人对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类历史的前提性：“事实上这种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内部活动中实质性的关系。因为行动可以归结为有目的地干预客观世界的活动，所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的合理性是前提。” (47) 但是，他认为，人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交往而且是以语言交往为前提的交往的动物。因此，哈贝马斯倒过来指责马克斯·韦伯，说他不是以社会关系为依据，他只是把一种按照目的论观点想像的单独行动的目的-手段关系，看作为一种能够合理化的方面。“韦伯脱离了一种交往行动的理论，就是说，不是把通过语言理解的，至少两个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个人内部的关系，看作为基础，而是把一个孤独的行动主体的目的活动看作基础。” (48)
表面看来，哈贝马斯似乎和马克思一样是重视对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改造的，然而具体一分析便会知道，他所说的社会关系或交往活动本质上是以语言交往为基础，假设人们都会遵循其最终所达成的共同的批判性的一种关系。他说：“在交往行动中，参与者不是首先以自己的成就为方向；他们是在一定条件下遵循他们个人的目的的，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共同状况规定的基础上，相互决定他们的行动计划。” (49)
其实，阿多尔诺早就批判过在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主体际交往走向真实性的现实可能性：“感觉概念含有一种超出任何‘制作’的客观性：被制作的感官已经是虚构，它复制主体，不管它是否集体的主体，而且向主体骗取它表面充满的东西。” (50) 在对卢卡奇总体性的评价以及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阿多尔诺已经指出，在碎片式的现实中不可能剥离出真实的社会现实。 (51)
按哈贝马斯所说，交往实践活动无非是语言、意识的主体际交往，它虽然也涉及社会关系的质，但已是属于第二层次的、由物质生产活动所决定的关系。实际上，他在两个理论层次上颠倒了马克思的理论：第一，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物质资料同时也生产他们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而不是相反。第二，社会意识、语言本身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52) 。但哈贝马斯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就必然走向认同现存资本主义状况的实证主义。
哈贝马斯从自己对合理性的理解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等人所说的物化可以从交往行动合理性的理论得到说明，即经济与行政的管理系统脱离了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最终导致了系统中的工具理性渗透与控制生活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表现在工具理性摆脱了传统的生活形式，而没有拯救生活世界的交往实体，它破坏了这种生活形式。不过，这是可以通过交往行动的合理化来解决的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只要福利国家所制定的纲领，同一种广泛的技术至上大众意识联系在一起；只要福利国家充分注意国民的私人利益，合法性的困难必定不会酿成危机。” (53) 哈贝马斯借用韦伯的话表明了他的这种实证主义本质立场：“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判断结果：‘取消私有的资本主义……绝对不意味着粉碎现代行业劳动的钢铁般坚硬的外壳’是正确的。” (54)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所谓的对主体意识哲学的解构，无非是为其实证主义的立场辩护。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换，实质上是全面推翻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为基础的理论策略。从马克思、卢卡奇，经由阿多尔诺，最后到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道路是条倒退的道路，而不像哈贝马斯所说，是由主体意识哲学（把马克思的哲学说成主体意识哲学极其可笑）走向综合了现代哲学最新成果的哲学。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注②。
(4) 同上书第1卷，第5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7) 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4—95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4页。
(13)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89—49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3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7)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0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405页。
(26) 同上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2页。
(30) 同上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35)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6页。
(37) 同上书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38)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
(41)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42)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43)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2页。
(44)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5页。
(45)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46) 《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47)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48)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页。
(49) 同上书第1卷，第362页。
(50) Negative Dialectics，trans. E. B. Ashton，New York and London，1973，p.376.
(51)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trans. Adorno et al，Glyn Adey and David Frisby，London，1976，p.22.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53) 哈贝马斯：《何谓今日之危机？》，载《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第62页。
(54)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