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理解：反对“结构拜符教”与认识论主义
现在到了正面解答历史的规律和意义及其相互关系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首先来看规律问题。规律是什么？有两种答案：一是从历时的角度来说明，它是对某种因果关系的确认，狭义的历史规律就出现在这个含义上；二是从共时的角度来说明，它是对一定的结构关系的把握，它包含有对整体中的各种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简单说来，这两种规律之间的关系是很明确的：共时性规律是认识历史性规律的基础，历时性规律深化了对共时性规律的认识。在这种区分的背后实际存在着的争论在于，结构主义所确认的共时性规律对历时性规律的消解，以及历史学为了争取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与这种倾向进行的不妥协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史学领域中就表现为法国年鉴学派与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年鉴学派反对实证主义者从外部观察历史往事，反对像观察矿石一样的冷漠态度；他们强调今昔之间的相互作用，毫不犹豫地认为当代事件能昭示历史上迄今未引起注意的种种联系。” (30) 年鉴学派竭力“为历史学而战”，“为历史学辩护”，提倡“历史化的历史学”，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学”。而结构主义取消历史的哲学根据，就在于他们认为在历史领域中已发生了一种辩证的颠倒：“这时历史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性这一点已坚信不疑，以致不再把自己当历史，而突然变成一种非历史的认识对象。” (31) 就实证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分析文献所提供的材料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而言，他们与结构主义的选择是一致的，因为实证主义通过对既定文献的分析所达到的结果也只限于发现其中所存在的一些形式规定性。只有把握了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性，历史似乎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是既定的、不变的，因而是普遍的，真正的历史变化就被隐藏在这种形式一致性的背后了。而年鉴学派认为在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夹缝中只有一种“理解”的历史学才能真正挽救历史。这种理解作为一种历史学实践沟通了历史学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层面。 (32) 虽然年鉴学派的这种综合愿望值得肯定，但他们为“历史学”呐喊的声音在形式主义潮流中却显得是那样的苍白。
与这两种答案有关，还存在着从内容或对象的角度加以区分的两种规律，一是与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直接相关的有机规律；二是与事物的形式规定性直接相关的抽象规律。根据卢卡奇的看法，随着商品形式占据了支配地位，对人们的所有生活形式都有了决定性影响之后，“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 (33) 。也就是说，抽象规律掩盖了有机规律，这种抽象规律作为一种必然产生的颠倒在主体意识内部也产生了一种幻觉，即在工人这个劳动主体内部也只保留了“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 (34) 。正是在这种态度下，原来那种关于因果关系的历时性规律也成了一种形式规律，这主要是通过韦伯的合理性理论表现出来的。在这种直观态度下，对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的把握不再是作为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而成了手段-目的合理性意义下加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这就形成了关于规律问题的第三种划分方法，即关于社会历史的整体统一规律与服从于一定的局部目的的操作性规律之间的对立。这种整体规律作为一个自行完成的过程游离于个人的活动与意识之外，成为一种不可认识（或不愿认识）的盲目起作用的规律。这种规律因为个人本身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的必然地位（主体也成了这种手段-目的关系中的一个工具）而变得愈加不可认识。卢卡奇的这种对总体性规律的愿望也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保留了过多的主体性因素。
因此，在规律问题上现代争论的焦点仅仅在于，是否有必要保留因果关系概念作为理解规律的一个必要前提？如果存在着这种必要性，那么，应如何理解这种因果关系？如果坚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的回答便是肯定的，问题是对因果关系的作用方式及其与目的性的相互关系必须作辩证唯物的理解。这里讨论的问题主要也是为了对因果关系作一种调整性的理解。调整了的因果关系概念或者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观点，如卢卡奇，他认为某一现象的原因不能无中介地直接从另外一个现象中去找，而必须从该社会的总体中去找。这也就是说，这种原因不能直接就是另外一个现象，而必然关系到这个社会的总体特征。因此，改变这个社会的决定性的行为就不能是从某种单一现象发出的，任何一个单独的行为本身都不能消除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因此，这种因果关系如果说还保留了一种决定论的特征的话，那么其中起决定性的东西就不是某种实践行为本身，而是总体历史行为。只能在总体改变了的历史行为中，才能实现对这个社会的总体性的根本改造。而在这些历经改造的总体社会形式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可以从逻辑学上来加以认定的连续性的。这种观点源自黑格尔和马克思。调整了的因果关系概念也可能演化为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如阿尔都塞，他甚至对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总体性的原因不感兴趣，而仅限于指出构成某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诸因素的复合，至于由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大系统本身是否以一种符合逻辑的方式相互连接，他认为这是不可论证的。结构主义者所能指出的，只是一些不同的问题群，只是一些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断裂的。
就意义问题而言，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些对立的说明方法。意义这个概念的原初含义应是指某物相对人而言的目的-效用关系。但是仅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说明这个概念有一个弱点，就是它无论如何不能彻底消解形而上思考中的那个存在论难题：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自从尼采以来，在哲学上和道德上对这个问题作超验思考的途径也已被普遍抛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苦难又使西方哲人们再也看不到在现实中找到解决这个难题的可能答案。于是，对意义问题的解答便不再朝着某个实体去寻求。问题的提法改变了，人们开始去研究意义的形成过程。这首先在语义学和逻辑分析中开始。意义现在不再是由某种神圣的实体给予人们的，甚至不是由人本身这个概念给予的，因为人本身这个概念也被解构了。意义现在只是出现在一定的语义关系或逻辑关系中。生活成为一个游戏过程（维特根斯坦）。意义的决定性内涵被否定了。
由此可见，形式成为一切，它既是规律又是意义，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用詹姆逊的话说，后现代主义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35) ）得出的最终结论。可是形式本身这种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此借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句话可说是再辩证也没有了：“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 (36) 看来，形式本身所带来的谜一般的性质还不仅仅局限于劳动产品，它还扩展到了语言、逻辑关系等非劳动产品中来了。因而，也可以改写马克思用以揭示商品形式的奥秘的一段话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这些倾向。马克思指出：“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富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 (37) 同样，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奥秘不过在于，它把人们实践活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实践产物本身的符号性质，反映成这些符号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实践者同实践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实践者之外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同样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社会关系（或逻辑关系）的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语言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富有生命的、彼此发生（结构）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这可以叫作“结构拜符教”。
与历史的意义和规律的关系问题相关，在现代哲学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争论：规律作为一种可合理陈述的东西是属于科学的事情，而意义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则属于一种选择行为，因而与合理判断无关，意义纯粹是相对的。这种争论的另一种提法也许还可以这样表述：历史与道德、艺术、政治或经济等一起都属于意识形态问题或道德问题，它本身并不存在着任何可合理陈述的规律。自新康德主义开始的这种两分法 (38) ——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截然不同——成为后继的实证主义者们论证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后实证主义者却竭力在这两者之间作某种调和 (39) 。可以说，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这种截然两分法已是一件哲学旧事了，但后实证主义者们用以克服这种两分法的尝试却仍然是有问题的。康德所开创的认识论线索是他们的哲学本钱，但也是他们的局限性。普特南就试图仍然从认知的角度来解决这里的问题。在他看来，导致文化或意识形态上的相对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对手段-目的的工具主义合理性概念的一种迷信。这种合理性概念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一定手段对于实现既定目的的功能分析上。因此，“人们都假定，手段的选择要服从于理性的批评，而目的的选择则不然” (40) 。在他看来，不仅手段，而且目的本身也必须接受理性的批评。人们必须提高合理地批评自己的目的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就是一种想像力。只有提高了这种想像力，相对主义才能得到有力的批判。他说：“一个视针戏游戏高于诗歌的人，其实可能并不能想像具有鉴别真正诗歌的细微差别的高度敏感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能增长智力，改进想像的话，他就会恍然大悟，他正在犯一桩错误。” (41) 那些没有选择较好生活目标的人所犯的错误是“认知不足的错误”，“他们忽视了另一些可选择的目标”。 (42) 在人们的生活目标的改进方面，当然是有一些可以合理认识和评价的规律性内容的，但是这种进步却不能仅仅依赖于一种认知的改进，同样，一种生活目标的局限性也并不仅仅是由于“认知的不足”。这种局限性仍然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实践内容的历史局限性，是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认知，这种认知的不足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因而有待改进的也不是表现为想像力的认知能力，而是社会关系本身。因此，历史的规律，仍然是由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方面所决定的物质规律。这种物质规律是克服所有相对主义的惟一武器。离开了这一客观规律，任何单纯的认识论尝试最终都只能是以循环论而告终。
总之，马克思在历史的意义和规律之间所进行的综合理解，是不能仅仅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加以表述的。同样的道理，它也不能仅仅在形式或结构的层面上来加以表述。这种综合只能发生在实践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