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本质局限性：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首先是非历史的。且不说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即使是像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代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高成就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斯密是研究“国民财富”的，由于他实际上是从交换引出分工再从分工引出交换价值，分工意味着每个人都为别人工作，商品的交换归结为不同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交换，因此，他所谓的财富本质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他的《国富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商品论”。从逻辑上讲，斯密理应清楚他所讲的商品财富与在这之前的其他财富形式的不同，也与一般的劳动产品不同，但问题却恰恰出在这里。斯密在进行其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时候，根本没有把他所论述的经济学概念当作历史性概念来理解。他论述商品，却不分析劳动产品的生产怎么会变成商品生产的。他论述交换价值，却不分析生产劳动产品的劳动是怎么变成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在研究剩余价值问题时，斯密已经不同于配第和重农学派，不再从地租的角度来理解剩余价值，而是把理论的视角深入到了利润。他不仅提出利润这一范畴，而且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劳动是包括利润和地租在内的剩余价值的源泉。关于利息，尽管在斯密之前，休谟等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了利息是来源于利润的，但他们没有说明利润本身的来源。斯密除了把利息界定为对地租和利润的分成，是一种派生的收入外，还明确地指出了它们都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斯密的一个重要发展是把利润这个剩余价值的形式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并且说明了它跟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斯密所反映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产业资本逐渐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历史性的事实。从逻辑上讲，他理应清楚利润在剩余价值形式中占主导地位与地租在剩余价值形式中占主导地位之间的区别，理应清楚前者是怎么得来的。但在具体的经济学分析中，斯密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部分内容。斯密谈论利润的中心地位，却不分析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形式是怎么变得从属于它的。斯密论述了利润、地租等是工人剩余劳动中的扣除，却不分析工人的剩余劳动怎么会变成可被分割的剩余价值的。这些历史地生成的东西在斯密的理论中都变成了非历史性的自然事实。
李嘉图也一样。李嘉图研究商品的价值，他把“论价值”作为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首章内容并用它贯穿其全部的经济理论体系，这说明商品的价值问题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李嘉图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商品的价值（在他那里是通过交换价值概念表达出来的）的特点和本质的把握要比斯密等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得深刻。在论及商品的交换价值时，他说：“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来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 (14) 。马克思说，李嘉图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 (15) 。斯密为了说明使用价值不能决定交换价值，指出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或者没有使用价值，譬如古董等。斯密实际上只是从一般商品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他还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是雇佣工人的劳动产物。李嘉图指出，尽管使用价值不是决定交换价值的因素，但却是交换价值的前提。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它决不会具有交换价值。在论述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时，李嘉图还区分了在斯密那里混淆在一起的耗费劳动和购买得来的劳动之间的区别。应该说，李嘉图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特点把握得比别人更为深刻和准确。从逻辑上讲，他比斯密更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他所谈论的商品不是一般的劳动产品，他所论述的商品价值的生产不是一般的劳动产品的生产。但在对经济概念的非历史性理解方面，李嘉图与斯密却是一致的。李嘉图没有分析商品的价值是怎样必然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没有分析为什么购买得来的劳动不能说明商品的价值而只有耗费劳动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李嘉图本来应该讲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而这样一来，资本也就会表现为那种作为独立的力量与工人对立的劳动的物质条件了。而且资本就会立刻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了。可是，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仅仅是不同于‘直接劳动’的‘积累劳动’，它仅仅被当作一种纯粹物质的东西，纯粹是劳动过程的要素” (16) 。在剩余价值问题上也是如此。李嘉图更加明确地把产业利润看成是剩余价值的最一般的形式，把利润、地租等看成是产业利润的分枝，但他却不分析这种状态是怎样生成的，它跟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本质关联性。李嘉图把这种状态看成是一种现有的事实，他的理论就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至于这个事实是怎么产生的，他就不管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非历史性是与其非辩证性结合在一起的。不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看成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不把它理解为一个历史地生成的有机体，那就必然不可能真正懂得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可能真正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时把科学抽象的方法贯彻到底，同时也不可能真正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理解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斯密和李嘉图看到了在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只是现象，他们要研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斯密从交换引出分工，再从分工引出交换价值。他指出，商品的交换实质上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之间的交换，因此，市场价格的本质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在斯密的经济学思路中是个最本质的概念，斯密在著作中所讲到的价值概念其实指的就是交换价值，他没有从交换价值中再抽象出价值来，这两个概念在他那里是同一的。从非历史的经济学方法出发，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个经济范畴视为经验性的事实存在，在此基础上，斯密所理解的“本质”只能是对感性经验现象的抽象同一，即只是从经验材料中抽出相似性和共同性的东西。斯密从市场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量，凭借的就是这种方法。斯密在这种经济学方法的指导下当然不可能认识到交换价值的本质是价值。恩格斯说过：“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 (17) 想要理解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本质，需要的就是这种抽象思维。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本质并不直接表现在现象之中，而是隐藏在现象之中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和规律，它支配着现象，并通过现象的运动和变化而表现出来。斯密不理解，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劳动产品的最一般性和最抽象的价值形式，交换价值才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统治形式。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只有在最一般性的价值形式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交换价值概念的本质内容只有在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理解。交换价值只是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研究应该从价值、从商品开始，从对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而不是简单地从交换价值出发。
斯密无法理解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导致他无法摆脱劳动价值论中的二元论观点。既然斯密无法离开交换关系来理解价值，那么，他当然会首先从所购得的劳动量的角度来理解价值。在提出这一点之后，斯密才进一步探讨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该商品可以换得这一数量的劳动，即先提出价值尺度的问题，然后再进入价值决定的范畴。纯粹的经验主义的量的分析使斯密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价值的理解线索中安然自得。
在对经济范畴的非辩证性理解方面，李嘉图也一样。李嘉图同样无法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来，他也不理解本质与现象之间、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做到这一点，“材料的生命”才能“观念地反映出来”。 (18) 而李嘉图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跟其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 (19) 。在价值学说方面，李嘉图在量的层面上把商品的价值放在交换价值的意义上来理解，他无法从质的方面看到交换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因此，他自然无法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的价值不仅表现为交换价值，而且还转化成了生产价格。李嘉图的理论中根本没有生产价格的范畴。这是他无法解释价值规律与利润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平均利润）规律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在剩余价值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李嘉图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他认识到了利润、地租都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扣除，但非辩证的经济学方法，在本质与现象关系上的经验主义的思路使他无法得出剩余价值的概念。李嘉图是在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即利润的意义上来把握剩余价值的，他始终没有真正地从利润中抽象出剩余价值来。这一缺陷给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造成了一系列的错误观点。譬如，由于李嘉图没有研究剩余价值的质和起源问题，他根本不承认绝对剩余价值的存在，而只研究了相对剩余价值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由于他错误地假定了工人工作日的长短是个既定的量，因此，李嘉图还得出了利润和工资只能按反比例变动的错误规律。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非辩证的、形式逻辑式的方法论使它在理解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内在统一性时，不能把它理解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而只是把它归结为抽象同一的绝对实体。这一方面使它在自以为找到了经济现象的本质时实际上却仍然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它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此，也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譬如，交换价值作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只是资本主义这个拜物教世界的假象，它本质上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为在交换价值量中找到了本质，其实仍然停留在假象世界之中。非辩证的经济学方法也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用经济规律论述经济现象时，不能从矛盾运动和发展的角度，不能从矛盾的较抽象、较简单形式转化为较复杂、较具体的过程的角度，来理解经济规律在经济现象中的作用问题。它忽视了“中介环节”，忽视了一种经济形式向另一种经济形式转化的过渡点，而这种过渡点恰恰是不同质的事物借以联系和贯通的中介环节。在论及李嘉图的方法时，马克思说：“李嘉图所以有片面性，是因为他总想证明不同的经济范畴或关系同价值理论并不矛盾，而不是相反地从这个基础出发，去阐明这些范畴以及它们的表面上的矛盾，换句话说，去揭示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 (20) 其实，这个批评击中的是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要害。
一般而言，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具有上述本质局限性的原因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总是考虑着不顾一切地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因为这种生产意味着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社会生产力，但却不同时考虑生产承担者的命运。他们完全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历史焦点”上，就像他们“完全缺乏对过去的历史感一样” (21) 。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22)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局限性的认识论和阶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