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实践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公式”，而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对它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发展。19世纪中叶，马克思曾依据其所处时代的特点提出了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但是，这一设想并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等因素使革命的中心和希望移向了东方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列宁首先敏锐地抓住了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率先在俄国发动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有力地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倒行逆施，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直接沿着列宁开创的道路前进的。从列宁到邓小平，清晰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生动轨迹。
1. 列宁和历史唯物主义：极富生命力的革命（实践）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列宁是个历遭攻击和曲解的人物。由于十月革命在20世纪历史中的重大影响，列宁被认为是其“实践”成果大于其理论成就的革命家。如丹尼尔·贝尔就把列宁作为“一党组织和革命理论”的作者列入其总结的1900—1965年社会科学方面基本革新的62个项目中。 (37) 在西方学者中，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在列宁的《哲学笔记》公开出版前，人们很少能够全面地评价列宁的哲学成就。另外，斯大林所推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也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列宁的哲学贡献的科学评价，因此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大作用被极大地忽视了。
事实上，列宁是马克思之后真正地理解历史辩证法的第一人。第二国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结论上而不能理解历史辩证法的实质，所以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人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科学地分析它，因此也就找不到正确的实践道路，陷入了改良主义的泥坑。
说到列宁对历史辩证法的正确理解，不能不提到意大利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布里奥拉。表面上，他和列宁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他们都明显高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更为重要的是，从他们进行理论研究的线索看，都趋向于一个共同的见解，即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也只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关系。拉布里奥拉深刻地从对背景和历史的考察中理解了《共产党宣言》的实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 (38) 。因此，他强调，对经济决定作用的庸俗理解会把“历史降低为算术” (39) 。拉布里奥拉的理解受到恩格斯的称赞。拉布里奥拉有着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正是由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理解才帮助他更为真切地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他宣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并深刻地影响了葛兰西。事实上，列宁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受到第二国际理论家（特别是普列汉诺夫）一定的影响，直到1914年苦读了黑格尔之后，他才进一步领悟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卢卡奇则自认为是“沿着”列宁的方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他的“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对马克思的理解之间并无多少真实的联系。
列宁的哲学活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如果简单地以《哲学笔记》为界，前一个时期，主导列宁哲学思路的基本上还是第二国际的主流思想。在这一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即使在后来被视为经典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还缺少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刻阐述。但是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他抛弃了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强调，走向历史辩证法。在《哲学笔记》中，他终于认识到：“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40)
我们认为，《哲学笔记》确实是理解列宁的关键，因为列宁在这一文献中深刻地刻画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从而影响其后来的整个政治策略和行动，同时也影响了20世纪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作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化或反对恩格斯的证据。相反，列宁理论探索的这一特点和他所面对的革命形势和复杂任务是相关联的。
列宁的实践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与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同的环境——落后的工业生产和占优势的小农经济。这决定了列宁由以出发的现实条件是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也就是说，他必须抛弃马克思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这是列宁成为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所在，同样，这也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得以首先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列宁并不是在教条式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之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在实践中解读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并遵循历史辩证法的思维原则进行理论创造的。因此，即使他在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曾受到第二国际的思想影响，但他强调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领域内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却是一个关键。可以说，这一点构成了他正确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亲缘关系的基点。
因此，列宁的早期著作显示出这样一个特点：虽然对经典文本的运用显然不如他对俄国社会思潮的把握准确，但在依据恩格斯的语境批判考茨基等人时却留下不少值得圈点的地方，且提出的问题都具有针对性，预示着他后来理论发展的方向。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的参照，这一点就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这恰恰是一些列宁的解释者失误的地方。表面地看，列宁早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谓“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特征与后期《哲学笔记》中所谓“黑格尔化列宁主义”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把列宁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截然对立起来的借口，而只是表明列宁思想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只是在列宁通过黑格尔而加以完整地把握住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以后，才显现出他早期与后期的差异。因而这不是什么思想的“断裂”。事实上，在列宁那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行动的辩证法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这构成了他与马克思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实质。
列宁早期和后期的“区别”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机械反映论”与“实践论”的对立，而是其理论论战的对象的不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期的列宁面对的是企图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来颠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根基的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引述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们的哲学结论，硬要把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的混合物塞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这就势必要引起列宁的高度警惕，他所要捍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下层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这就是说，列宁对其所承担的批判任务和论战对象的把握是具体而准确的。但是，有人却责备列宁在涉及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上主张所谓把主体和客体二元化的“反映论”，并把“反映论”等同于机械论。《哲学笔记》时期的列宁所要解决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历史哲学的问题。在《哲学笔记》中，他强调，在历史中，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样，他就把中心放到了实践论上。他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发展和意识发展的内在相关性，从而解决了“逻辑的范畴与人的实践”相关性的理论难题。它的核心是：“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 (41) 在这一基础上，他理解到马克思把辩证法、逻辑学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同一起来的深刻性，理解到他早期即十分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含义。为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42) 。这也就是说，列宁后期决没有放弃“反映论”，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化了反映论。
列宁的《哲学笔记》并不是回到黑格尔，而是实践地理解了辩证法，也辩证地理解了实践。从上述“三同一”的思想来透视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的承接关系固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把它加以泛化和夸大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的“三同一”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三同一”，而黑格尔则相反。忽视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性质，变成它的敌人也可以接受的东西。
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解，列宁后来的革命策略有了显著的变化。最突出的是1914年8月，他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中曾提出，“作为当前的口号之一”是建立欧洲联邦，而到1915年，这一口号就受到了批判。此时，他特别强调“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是他在完成对辩证法深入研究之后，更加自觉而灵活地从现实条件出发寻找社会主义革命途径的生动例证。在表面上，这一转变直接针对的是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理论，而实质上则是：列宁遵循和贯彻了马克思的理论原则而发展和改变了他的结论，因为按照新的革命形式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以前，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 (43) 。
在传统的解释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列宁的包括上述理论在内的许多思想被孤立地理解，它们似乎是脱离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语境的纯粹创造。事实上，列宁的大量思考（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当前具体实践关系的实际解决。我们之所以强调列宁是真正地理解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也是由于这一点。当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时，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继承性，他突出了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推动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现实发展。但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历史背景也决定了它的曲折性。
2.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与发展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正是与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已经说明，十月革命并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结论的直接论证，而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成功范例，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弘扬，因此，它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特殊的民族发展道路的有机结合。这一点使得十月革命的光辉典范而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结论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动力。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百年来艰苦探索而终于发现的解放道路之间的结合点，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一点已经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期的理论争论中充分反映出来。如在1920年11月开始的“社会主义问题论争”中，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引入中国的理由表面看来并不是不能成立的：他们从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这一事实出发，认为中国缺乏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只适合于近世欧美各国的工业制度，而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但是由此也证明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第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比如，李大钊就指出，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趣，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正是基于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才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强调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这个争论从实质看，可以称之为经济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论争。争论的实质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路线斗争”中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直接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有关，这就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之争。毛泽东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教条，也不墨守苏联的现成经验和模式，而是深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前的具体历史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新经验，发展新理论。他强调：“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 (44) 在这个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他在实践中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开创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科学地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45) 这才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创举。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它承继了十月革命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它又真实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地域和民族特点。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实现的第一次本土化或民族化。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新民主主义才能够顺利地取得胜利。
在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矛盾又一次突出起来，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能不能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点，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一重要的认识，是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应”这个错误论断的纠正。正是基于对这一矛盾的理解，邓小平认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46) 。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毛泽东曾怀疑苏联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但是后来他并没有把这个正确认识贯彻到实践中去，却发动了极具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他的错误就在于对主体能动性的过分强调。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表面上看，是对毛泽东主体性逻辑的直接否定，而实质上他是对时代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来获得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但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把中国脆弱的社会主义经济融入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操纵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去，从而经受更为复杂的挑战和考验，这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须发扬更大的主体能动性以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上看，是和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它通过融入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充分吸收和借鉴它的最新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累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与技术基础。同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坚决维护自身的独立和主权，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可以说，“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构成我国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特征，这两大特征恰恰是世界历史与民族道路之矛盾的实际解决。从这里，我们看到邓小平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刻理解，他在坚持理论和实践、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的结合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3.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由邓小平完整地加以实践和阐发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1953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共约24年。在这24年的时间里，既有可贵的探索和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惨痛的教训。我们虽然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仍然未能找到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能实现的。
从1977年开始，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共产党迅速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原则，致力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而实现了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形成了党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经过短短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成功结合。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庄严地向全党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47) 这标志着作为一个有整体构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的长期历史经验，全面分析当代国际关系形势，深刻认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这种结合在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上。这条思想路线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同中国国情相适合的历史选择，“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8)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理所当然地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建国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长期认识不足，对发展生产力存在某种忽略。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次会议虽然规定了正确的路线，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正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民主革命经过20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也经过20多年的曲折发展，才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形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并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问题，制定出一系列切合我国实际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政策、新方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但这也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中国的事情不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更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办。这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必须继续坚持下去。我们要格外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要妄想使中国成为外国的附庸。正是这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国的具体实践为立足点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汇集起来，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确认了这个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既包含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凝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历史经验；既正确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又科学地分析了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和发展趋势。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其实质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条最根本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