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其代表人物，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1) 把抽象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当然，正如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并非从古典经济学开始，抽象法也并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开始就拥有的方法。并且，就像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容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法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深化、不断走向相对科学化的过程。因此，深入地把握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方法本身的特点的理解。
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研究开端于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在欧洲不断发展而逐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资本的利益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是商业资本家的意识形态。在方法论上，重商主义是经验主义的，它以商人的经历和观点为基础，对商品的价值等经济学问题作了直观的、经验主义的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从直观经验的方法向科学抽象方法的转变过程不仅涉及纯粹逻辑的问题，而且也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反映的思想理论问题，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上的提升。
商业资本是近代产业资本产生的直接前提。但商业资本本身还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2) 商业资本剥削劳动但却并不组织劳动，商业资本自身的发展来源于贱买贵卖的商品流通过程，通过不平等的交换来获取剩余劳动。在商业资本发展的初期，它通过进出口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差价以及对于国内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贱买贵卖行为来获取让渡利润。在其发展的后期，它虽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了一些商品生产者，但就商业资本本身来说，本质上它跟生产领域没有构成直接的关系。在商业资本家的眼里，真正对财富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不是商品的生产，而是商品的流通。这是跟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尚在孕育之中、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相关的。商业资本由于不组织劳动，并且它自身的发展与商品生产领域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因此，它的意识形态即重商主义理论当然无法反映与后来的产业资本利益直接相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商业资本不关心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它所关心的是商品买卖中的差价，即商品的价格问题。商品的价值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确只有在流通的领域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是商品价值问题所呈现出来的现象。重商主义的问题是它根本不可能透过这种外在现象发现商品价值的本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对它来说，古希腊思想家以及中世纪神学家在探讨经济问题时所提出的商品的“值”和“公平价格”问题是不值得探讨的。商品的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价值，而是商品在流通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交换比例关系，即交换价值。重商主义者的这种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的思想对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必须看到的是，交换价值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是一个运用抽象方法而得出的内在的价值量的概念，它是在剥离了生产价格这一现象之后所得出的，而对重商主义者来说，它只是对一个商品在流通领域中所呈现出的比例性交换关系的直观描述，等同于价格这个概念。
重商主义是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过程中生长起来的，也是资本产生的前提。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本身还不能促成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实际上，重商主义跟封建主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垄断、国家干涉等问题上，重商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很多的共性，它跟产业资本追求经济自由主义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另外，重商主义虽然在本质上与封建主义相对立，但在一些政策的推行上，它又必须要依赖封建王权的支持。在英国，重商主义是由商人资本家发动的，但却要求得到王权的大力支持。在法国，作为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措施之一，重商主义几乎全是由政府所推动的。因此，要想让重商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来自于产业资本。17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业资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被产业资本所代替。新兴的产业资本家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放弃了通过在流通领域赚取让渡利润的办法来发财致富的思想，把思路转向了生产领域。它致力于通过在生产领域中剥削剩余劳动，而在流通领域却坚持以平等交换的方法来获取利益。因此，与商业资本不同，产业资本的特征是组织劳动，并通过组织劳动来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样，生产便成了产业资本统治的基础，而流通却成了生产的一个从属因素。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的过渡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根本过渡，一种社会经济基础的过渡。产业资本家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这一新兴的阶级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流通领域从不平等交换走向平等交换，才能从根本上打开资本主义市场，而财富应当在生产领域中获取。因此，自17世纪中叶开始，现实经济生活的重心从流通领域中的交换关系转向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性转折。
当然，要想在经济理论譬如劳动价值学说方面正确地反映这一历史过程并非易事，因为，在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商品的价值的确是在流通领域中实现的。而且，事实上，自中世纪晚期开始，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时间的关系越来越被很多外在现象所遮蔽。中世纪晚期商业资本的利润率就已经走向了一个平均值，利润的平均化使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价值规律的作用变得复杂了。产业资本的出现又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加进了一个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的问题，商品的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随着产业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断走向完成。这便使价值与价格的不同不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成了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显然是无法达成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经济学观点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代表新兴产业资本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论证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大于商品的流通。因此，把重商主义所强调的流通领域视为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进而在这个领域的背后寻找某种本质性的、内在规律性的东西便自然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向。就经济理论的核心即劳动价值问题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在流通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即市场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表象，其自然基础存在于生产领域，生产这一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价值是价格的自然基础。这便在经济理论的层次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优于封建生产方式的一种自然的、符合经济生活本质的生产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可从中得到清晰的显示。
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抽象法的运用上是非常粗糙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致力于在商品的“真正的市场价格”后面寻找“自然价格”。他认为：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运来伦敦，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配第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说明经济科学所特有的把本质从现象中区分开来的抽象法已经产生。但在配第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刚刚开始，这一生产方式的本质特点还没有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产业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正在解蔽之中。就配第而言，其经济思想仍然受着货币主义观点的束缚。他不但不能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且还混淆了交换价值和价格，不能把交换价值从价格中抽象出来。他“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叫作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 (3) ，实际上就是把货币看成了价值的表现形式。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试图在变动不居的市场价格后面找出商品的“真正价值”。马克思指出，他“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因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确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 (4) 。这说明，抽象法已经在他的经济理论中获得了运用。但布阿吉尔贝尔的问题是，他在与重商主义决裂的过程中把商品生产的本质特点也抛弃了。他把商品生产简单地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把物化在商品交换价值中并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同个人直接的自然活动混为一谈” (5) 。这样，布阿吉尔贝尔不但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且连把交换价值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来也没有做到。由此可见，经济科学中的抽象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那里的运用是夹杂在一系列粗糙的经济学陈述之中的。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开创了这样一种新型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
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是：确认了社会经济生活是一个具有自然秩序的整体，它受一定的客观规律所支配，这一整体内部的各因素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互关联，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着理论上的可预测性。“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 (6) 重农学派的这种自然秩序思想受到了当时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启蒙思想家从理性和正义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则以自然秩序来概括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在他们看来，封建主义的经济秩序是人为的，是违反自然秩序原则的。封建主义经济秩序之中不存在内在的关联，因此，它必然会被批判和超越。重农学派把社会经济生活看成是一个社会生理过程的思想，为后来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一般的角度理解商品价值的来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后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李嘉图的经济体系观点（尽管李氏放弃了自然秩序而代之以功利主义的思想）都是建立在重农学派这一基本思路之上的，而斯密和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等问题上的推进也是跟上述这种经济体系的思想直接相关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重农学派为抽象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不过，就重农学派本身而言，它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把资本家从土地所有者中抽象出来。重农学派的确在资产阶级的视野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但它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资本的本质，它赋予土地所有者以资本家的职能，但并不真正了解资本的独特的社会历史属性。“他们还没有把问题在初级形式上解决，就先在复杂化了的形式上进行探讨” (7) 。这便决定了科学抽象的方法在它那里必然还只是在形成之中。
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形成中的重要环节。在谈到斯密的主要经济著作《国富论》时，马克思指出，在这一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8) 。斯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产业资本的代言人。在斯密时代的英国，产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首要地位，但它的主导生产形式还是工场手工业。在这一时期（产业革命之前），产业资本为提高生产力而作出的努力主要是通过加强生产领域内的分工来实现的，还没有达到像李嘉图时代通过生产技术的革新和改良来大幅度地提高利润的水平。另外，在经济生活中，小生产的比重还比较大，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进程尽管在不断地加快，但商业资本的影响力还很大，尤其在小生产领域。斯密是坚定的产业资本的代言人，他的经济理论代表着产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这具体表现为，斯密坚持从生产领域、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物质财富或商品价值的来源，并且，与当时产业资本通过社会化的分工取得在经济生活中的完全统治并以此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努力方向相一致，斯密把劳动一般，而且是作为劳动的社会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从具体性的劳动形式中抽象出来，视为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这一经济思想极为明确地反映了产业资本的利益要求。当然，斯密的抽象法也带有重要的缺陷性。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斯密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性，因此，他始终无法完成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推进。这使他实际上始终停留在交换价值的意义上来理解价值问题。斯密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定义，即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和商品价值决定于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斯密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定义中安然自得，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并没有一个独立的价值概念。既然斯密所理解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那么，他必然无法在上述两种价值定义中看出本质上的对立关系。因此，斯密的抽象法是不彻底的。
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同时也是运用科学抽象法在资产阶级经济科学领域内取得最高成就的代表者。与斯密时代相比，李嘉图时代的英国有了很大的不同。19世纪上半叶，产业革命以机器制造业的建立而告一段落，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的时代。产业革命促成了产业资本在经济生活领域内的完全统治，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劳动从属于资本的过程已经完成。如果说斯密囿于时代的局限还经常把雇佣工人和小商品生产者混为一谈（这是导致他提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定义的重要原因）的话，那么，李嘉图则已经明确地把雇佣劳动者看成一个独特的阶级。处在产业革命前期的斯密把资本积累放在财富积累的意义上来理解，并把它归结为生产力的提高，进而归结为分工的加强。而李嘉图时代，提高生产力的要求已经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良而得到了实现。因此，对李嘉图来说，资本积累的关节点发生了转变，即转变到了社会收入在社会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比例的“合理化”。经济理论的重点从财富的生产转变到了财富的分配，这使李嘉图能够弱化斯密理论中商品价值在交换领域中的实现环节，而把重点放在通过阐明商品价值的本质而对与产业资本利益相对立的地主阶级的收入的批判上。李嘉图认为，工人的工资是一个固定量，因此，社会三个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其实就是资本家与地主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这一基本思路是导致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坚持商品的价值只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观点，并由此把经济科学中的抽象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加以推进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使李嘉图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法推进到了时代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