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一般认识论意义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仅适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分析，而且还适用于其他任何一种认识领域。从根本上说，这种方法是科学认识趋于成熟的一种标志。任何一种科学只要不满足于对认识对象的经验描述和现象刻画，只要它立志于对认识对象中所包含的内在关系的有机整体性的把握，它就必须要借助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对认识对象作理论上的、概念上的掌握。当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时，他揭示的是科学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应当说，在社会历史领域理解这一方法的科学性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没有一个现象是能够孤立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而独立存在的，它总是处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关系之网中间。因此，对于这种现象的认识当然不能就事论事，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感性的存在物。譬如对宗教的认识。如果就宗教谈宗教，那只能得出关于宗教的表象，至多也只是宗教中各个部分的独立的认识。这离对宗教的内容的本质的理解还有很大的距离。对宗教中具体情况的理解不等于对宗教本质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理解宗教必须要理解宗教所处的社会现实关系。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观点。离开了宗教所处的社会关系，宗教就无法得到理解，而离开了社会关系中的基础层面即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的理解，社会关系同样也无法得到把握。只有从具体的、历史性的生产关系角度来进行分析，不同时代的宗教的具体内容才能得到本质上的把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43)

历史领域中的情况是如此，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情况同样也是如此。这一点曾经被恩格斯深刻地揭示过。以生理学领域为例，恩格斯指出，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最后直到‘观念’这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 (44) 。恩格斯把细胞对于生理学的意义等同于自在的存在对于黑格尔观念体系的意义，可见他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对于生理学系统化研究的意义把握得是多么深刻。对于恩格斯来说，正是由于动植物细胞的发现，真正意义上的生理学的体系化研究才成为可能，而使这种可能性发生的科学认识论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再譬如比较解剖学领域或者说整个生物学领域。无论是最低级的纤毛虫还是最高级的人体，如果不把它看成是原始的细胞逐渐发展过程的不同质的阶段，那是不可能真正获得关于这些对象的科学了解的，至多只能达到对这些东西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而要从由原始细胞逐渐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对象，所采用的方法当然也只能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要说真正把握了一个有机体，就要把这一有机体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展示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要达成的目的。

当然，作为普遍性的认识论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运用是必须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的。首先是具体本身。譬如就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本身的内在结构和内在矛盾必须要达到相对的成熟和充分的展示。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是要揭示出业已存在的、但被外在表象遮蔽住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内在矛盾，而不是主观地赋予它什么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本身的成熟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另外，根据马克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只有达到相对成熟阶段的时候，理论家才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一具体由以生发出来的抽象到底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可能在斯密的时代写出来。其次，有关这一研究对象的科学本身的发展要达到足够的水平。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为例，要在18世纪之前，即在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水平之前，寻找和发现研究这一对象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开端，即确定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由以发展而来的细胞当然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水平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的吸收和超越基础之上的，没有了前面的经济理论方面的铺垫，马克思要一步就得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从这一角度，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科学认识论方法是科学认识臻于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