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性突破与局限

法国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中的二律背反，表明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分离的原则并不能适用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一开始就是从反思启蒙理性入手的，它力图实现对启蒙理性的超越。康德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达到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因为，人类作为认识主体拥有的只是有限的理性（形式理性），这种理性的综合统一作用只有运用于经验对象才是客观有效的，超出经验即现象的范围，对象的本质是它所不可企及的。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这个限定，凸现了主客对立思维方法的局限性。德国古典哲学后来的发展就是力图在唯心主义的框架内克服主客的分离和对立。为了消除这种对立，费希特诉诸大写的“我”，黑格尔设定了既是绝对实体也是绝对主体的“绝对观念”，作为他们的体系的出发点。

对于黑格尔，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出发点既不是抽象的与客体对立的主体，也不是抽象的与主体对立的客体，而是两者在现实历史中的辩证的、过程性的统一。费尔巴哈认为体现这个统一的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把黑格尔在思辨词句下表达的东西还原为真实的存在，他用现实的人类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7)

从现实的人出发，费尔巴哈恢复了感性世界的权威，针对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否定感性存在，费尔巴哈批判道：在黑格尔那里，“物质是精神的自我异化。所以物质本身就获得了精神和理性；但同时它又被看作不实在的、不真实的本质，因为只有从这种异化中复生的本质，即使自己摆脱了物质、摆脱了感性的本质，才称得上是完善的、具有真正形式的本质。可见，自然的、物质的、感性的世界在这里所遭到的否定，就跟被原罪所败坏的自然在神学中所遭到的否定一样” (8) 。但是费尔巴哈的感性世界已经不是过去英法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那个与人相对立的感性的自然世界，而是人本身的感性存在与感性生活，不是与人对立的对象世界，而是与人相统一的生活世界。当费尔巴哈把现实的人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时，他在逻辑意向上，似乎已克服了英法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倾向，而力图把唯物主义引向社会生活，这是他的唯物主义远胜于近代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地方。

但是仅仅把唯物主义奠基于自然和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是不够的，因为还需要对这种现实的人进行进一步的规定和说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裹足不前了。费尔巴哈的人，是单个的人，在他看来，“现实的人类活动也就是一群单个的人的活动” (9) 。这种单个的人恰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孤立性的反映。这种个人其实是受社会关系总和所制约的，但费尔巴哈却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唯物主义仍然局限于单纯的直观。这样他就无法越过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表象，发现其由以往全部历史实践所构成的本质。他诉诸双重直观，诉诸类的平等化，以致又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理论错误：“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10) 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