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与价值悬设

同近代工业文明发展过程相一致，近代哲学的兴起也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培根、笛卡尔开创的近代哲学，以伽利略、牛顿等人所确立、被当作精密研究工具的数学和几何学方法为其方法论的样板，要求哲学研究应达到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水平（如笛卡尔就认为历史是不能作为研究对象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种观念为批判宗教、推动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蕴含着深刻的矛盾。第一，主体用来认识对象的工具是一种从自然科学方法中提取出来的逻辑系统，用这套概念工具建构起来的普遍逻辑体系，无一例外地要求运用一些不变的公理、定理去把握不同的对象。这就只能把对对象世界的认识局限于单纯的数量以及数与形的关系的形式方面，而把它们的本质与内容推到了不可认识的彼岸，这就造成了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第二，由于近代哲学局限于从形式理性出发，因而它们所能认识的对象实际上只是由它们的理性所建构起来的，而真正存在于它们理性之外的实际生活（作为非理性）是理性所无法触及的，这就产生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二元对立。第三，抛开了事物本质规定性的形式理性，可以不顾事物质的差别无所顾忌地从一个领域过渡到另一个领域，从自然界扩大到社会，从自然科学扩大到法学、经济学等，这样整个客观世界一方面被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领域，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同质逻辑把它们从形式上统一起来，而内在于这些独立领域的整体关联问题，却无法在认识上被揭示出来。尽管近代哲学也想从总体上把握客观世界（如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但这种努力也只是停留在若干外在的相互作用，而不能把握世界的内在整体关联。这表明超越于具体生活领域的整体性存在是无法被近代理性把握的。

“自在之物”构成了近代哲学的认识界限，实际上也构成了人们历史活动的界限。在这个时期内，看起来人们的活动都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人们并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活动（这就是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本真含义）。这也意味着以经济人预设的古典经济学，无法实现个体活动同社会整体生活的协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近代理性主义并没有摆脱形式主义与片面性。以数学与几何学为基础的抽象理性是不能作为人类理性的根基的，必须寻找新的理性基点。这个基点应该是什么呢？康德认为，应该是实践理性。因此，实践理性是康德力图走出传统哲学误区、建立未来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

那么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否具有他所说的形而上学功能呢？从康德哲学的本意来说，纯粹理性不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所在，人的生活不限于认识世界这一方面，上帝、灵魂、自由等，比起形式理性所揭示的科学认识更为重要，但上帝、灵魂、自由是形式理性所无法把握的，只有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才能通达。在这里，康德认识到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认识活动并不构成人类生活的真实内容，它只是人类活动的第二级存在，人的生活的意义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类生活中构成一切的基础是人的活动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以实践理性为保障的。那么这种实践理性该如何理解呢？显然不能以形式理性那种推论的方式加以把握，与这种推论方式不同的是伦理生活中“应该”的价值尺度，“应该”构成了实践理性的本质规定。这样一来，本想进入生活世界的康德哲学，一跃成为超越人类生活之上的哲学观照，它企图从超越于人类生活之上的价值悬设出发对生活世界进行规定与裁决。因此，这种实践理性虽然标榜要把握人类生活的总体与本质，但却旋即又陷入了道德哲学的抽象直观之中。康德虽然想从思想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但最终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律背反之中，思辨地复活了自己所批判的东西（康德的实践理性，在当代的解释学中得到重现）。

康德哲学的重大贡献不在于他提出了具有价值悬设特征的“实践理性”概念，而在于他敏锐地发现了近代哲学中蕴含的重大难题，即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在此基础上，当康德转向实践理性领域时，他实际上是在实现一种哲学观念的转换，即要从以前的认识主体转向行动主体，认为理性中的二律背反只能通过行动才能解决。康德的这一思考为后来德国古典哲学指出了一条道路。当费希特从行动的观念出发，以绝对自我作为其哲学逻辑的出发点，通过主体的外化产生客体时，他正是沿着康德的路子展开的。他用绝对主体作为消除二律背反的理论根据，实际上是把康德哲学的矛盾推向了极端。从主体观念出发是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