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本质内容

作为一个走向历史哲学的思想家，汤因比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史学理论。他的主要工作不是描述过去的事件，而是“如何发现支配历史演变的规律”。通过对人类6000年历史的比较研究，汤因比以为自己的文明形态史观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各个文明在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般规律。在汤因比看来，“挑战与应战”模式是推动文明形态发展的一般机制。当文明成功地应对了来自物质自然或人类自身环境的挑战而从原始社会凸现出来之后，文明就进入了生长阶段。文明的生长包括对外在物质环境的征服与精神自觉的上升两个方面，其中，“生长的衡量标准就是走向自决的进度” (4) 。当文明不再能成功地应对外界挑战的时候，就衰落了，衰落的原因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和经济的，而是内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它是文明的“自杀身死”，其表现就是创造力的丧失和自觉能力的终结。文明的衰落固然不可避免，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陷入轮回，文明的衰败崩溃，也许是通向具有更高的宗教意义的事物的台阶。总之，在汤因比那里，历史发展的本质内容不外是某种精神力量借助“挑战与应战”模式而不断表现、自我提升的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挑战与应战”模式的历史原型就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它是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的合理抽象：历史的确是在回应来自自然和社会内部的挑战而获得发展的。从汤因比一贯的论述来看，“挑战与应战”模式基本牵涉到了人类的生产实践、政治实践和科学实验三个方面。但是出于对唯物史观的对抗，汤因比漠视物质生产活动对历史发展的最终推动作用，相反，他断定经济和技术上的退步并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而是其衰落的结果或表象。这样，他就根本看不到人类最基本的应战活动来源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内部的矛盾，因为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首先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不能脱离自然母体而独立存在。这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人又与自然界相对立，因为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它并不按照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来满足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迎接自然的各种挑战，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赢得对自然的胜利。这种应战就表现为生产劳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为了在对自己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就必须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手和脑——运动起来，并通过这种运动作用改造身外的自然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他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就是劳动。这种关系起先非常简单，因为人原本所希冀于劳动的也十分有限。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会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扩大了的需要迫使人们通过更复杂的劳动更大规模地与自然发生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便日益深化和复杂起来。从这个角度讲，整个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人对自然关系不断扩大、深化和发展的历史，它是历史发展的本质内容之一。

不仅如此，汤因比还把“挑战与应战”模式神秘化了。在他看来，能够促进文明成长、历史发展的只是少数英雄人物，“所有的社会性的创造行为，都是个别的创造者的工作，或者至多也不过是少数创造者的工作；而且在每一次继续不断的前进中，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被抛在后面的” (5) 。这些个别或少数英雄人物的创造力并非来自社会，而是社会之上的纯粹人格的内部发展，或非理性的生命冲动。神秘化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非历史化。“挑战与应战”虽然是一切历史阶段上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不过，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要素，仅此一点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上的现实社会进步。当卢卡奇晚年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试图以劳动为原型去建构整个人类历史的一般图景的时候，他犯了同样的错误。要知道，劳动作为人对自然的最基本的应战模式必然会伴随人类的发展而永远持续下去，但是，这种抽象的模式不应成为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界限，因为劳动总是具体的，不同时代的劳动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不同关系。人是通过工具对自然发生作用的，因此，工具系统的发展变化就自然最深刻地反映人对自然关系的变化。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 (6) 。其实，近代历史也是按照工具系统的性质而被划分为手工业时期、工厂手工业时期、机器大工业时期以及所谓的后工业时期的。同样是迎接自然的挑战，手持木棍的原始人与通过互联网开发石油资源的现代人怎能相提并论呢？因此，就在汤因比使一切文明形态在价值评判尺度上获得平等地位的同时，我们看到，他在事实评判尺度上却抽空了历史发展的实质内容。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挑战与应战”是否是历史发展的一般模式，而在于这一模式在历史过程中是怎样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离开了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就无法得到科学的解答。因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当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造自然界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体即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同自然发生关系的。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又派生出其他各种社会关系。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总体对自然发生关系的人类，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展对自然界的关系的同时，还生产和再生产着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人对人的社会关系由此成为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本质内容。如果说从工具系统的性质、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看，历史还具有某种渐进性的进化特征的话，那么，以人对人的关系即社会形态为标志，我们就不难发现，人类实际上已经经历过原始社会（亚细亚社会是其解体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正在面临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汤因比认为，贯穿文明历史的“挑战和应战”开始主要是由外在自然环境引起的，越到后来则越是在人类环境即社会内部展开。面对20世纪人类无休止的自相残杀，他认为人类将不可避免地永远沉溺在自然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之下。他因此而祈求于宗教。汤因比的这个判断多少是正确的，因为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始终与自然发生关系，迎接来自自然环境的永恒挑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人类实际上已经成功地控制了自然，自然环境将不再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相反，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具有似自然性的社会关系却逐步成为奴役人类自身的外在强制力量，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完全演变为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汤因比所发现的人类历史黑暗面就是由这种强制力量造成的。迎接来自这种力量的挑战将成为后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不过，任何“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 (7) 。生产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创伤终将由生产力更高层次的发展来治疗。在汤因比求助于宗教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汤因比却回到了宗教神秘主义，这是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