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发分散的个人向着自觉联合的个人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而实践又总是社会历史的实践，因而自由也只能以社会历史的方式存在。所谓社会是自由的存在方式，是说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有自由。自由的性质和程度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就整个人类来说，只有组成社会，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劳动，从事实践，才能获得自由。就个人而言，“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19)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集体中，人的自由在性质、范围和程度上也各不相同。社会既是人的自由的实现条件，又是人的自由的客观界限，它决定自由的内在规定。
所谓历史是自由的存在方式，是说人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获得自由。人的自由是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的，它既受到历史条件的客观制约，又通过实践冲破这种制约而得到发展。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说，人的自由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较低程度的自由到较高程度的自由的发展过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其实“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20)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完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总体以后，从主体自由的角度对整个社会历史作了总结，提出了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著名论断。马克思把社会按照主体活动的不同目的划分为两大领域：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和真正的自由活动领域。在前一领域，人们活动的目的和手段是与人自身相对立的，活动的目的是由制约着人的物质的“必需”和作为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外在目的”规定的，活动仅仅是实现这种外在目的的手段。依照马克思的观点，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无论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都还属于必然王国的领域，真正的自由王国则到了这种真正的物质生产不再成为人的活动的目的和生存手段的时候才开始。生存需要虽然永远是人类主体的内在需要，但决不能把这种需要理解为自然的生物学需要，就人作为社会主体来讲，生物学需要只是人的需要的基础，而不是人的需要本身。为了满足人的生物学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始终是一个“自然必然性王国”。只要这一活动领域的根本目的不改变，只要物质生产依然是劳动的首要目的和本质内容，而劳动仅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那么，人的劳动（活动）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自由。
而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彼岸，劳动的目的和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的目的是由人的活动本身产生的，劳动本身体现了内在目的和外在手段的统一。这包括以发展人对外部自然界的组织和控制能力为目的的科学活动，以自觉调节和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以发展人自身的道德文化为目的的教育、审美活动等。总的说来，这些都是以“社会个人”自身实现和发展为目的的。对此，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自由王国”。“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不仅是社会范畴，而且是历史的范畴。在马克思看来，整个广义的“人类史前时期”是一个“必然王国”阶段。其中，原始社会纯属“自然必然性王国”，此时人类尚处于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近乎本能活动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成熟了的典型的“外在必然性王国”。在这里，人的活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异化了，个性自由开始出现，但仍然是不完全的、被扭曲了的，受到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的重重束缚，因而只属于“一定社会形态下的自由”。
马克思运用的异化范畴指的正是这种“外在必然性王国”。“必然”和“异化”虽是与“自由”相对立的范畴，但两者的含义不尽相同。“必然”是指主体所受到的外在制约性，它是主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前提；“自由”是主体对“必然”的克服和超越。“异化”是从主体活动对自身的关系来讲的，它以主体的自觉活动为前提，揭示这种活动的结果不是主体自由的实现，而是主体自由的失落。因此，原始社会作为基于本能的“自然必然性王国”尚谈不上个体自由，因此也谈不上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个人已经取得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自由造就的却是一种全面异化的社会，一种由外在强制性统治的必然王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则是从“自然必然性王国”向“外在必然性王国”的过渡，从前异化的社会向异化社会的过渡，兼有两者的特征。
为了使人类最终摆脱“经济必然性王国”的统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必须通过人的历史活动创造出充分的条件。马克思特别把人的存在、发展和自由问题与时空范畴联系起来，对人及其全面发展问题进行了精妙的解说。
马克思认为，时间不仅是一般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且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尤其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有着它不同于一般物质和一般生命的特殊性。人的时间存在不是自然的规定，而是社会历史的规定。“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21) 这是因为人不仅以一般生命运动的方式存在，而且本质上是以创造自身历史的社会实践的方式存在着的。
依据人们活动的社会内容和历史特征，马克思把必要的生理活动时间以外的人的生存时间划分为：（1） 劳动时间（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2）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包括闲暇时间和高级活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因而在必要劳动时间内，人基本上处于自身再生产的状态；在剩余劳动时间里，人开始超出自身再生产的范围，但还局限于把自身作为物质生产者而进行生产活动的界限之内；只有在自由时间特别是从事高级活动的时间内，人才能超越上述必需和外在目的的制约，把发展自身作为目的，使自身超出自然的肉体生命的生存状态和单纯的物质生产者，成为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体。因此，自由时间才是人类真正的存在形式。“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 (22)
在前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劳动时间还占据了劳动者生存时间的相当大的部分，特别是剥削阶级总是把维持自身奢侈生活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转嫁到劳动者身上，这就使剩余劳动时间大大扩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使他们力图把劳动者的全部生存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不断侵吞工人的自由时间。“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分得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人超过再生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产品而提供的。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 (23) 。
这就是说，在前共产主义社会里，虽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极大发展，还不能全面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已经逐步产生并日益扩大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人类已经可以从物质生产中抽出一部分时间从事生产以外的活动。但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是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分享的。劳动者创造了自由时间，却无法享用自由时间，剥削阶级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同时也享有自由时间。自由时间这一由劳动者共同创造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就像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力一样，以同样异己的性质在他们的意志之外发挥作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率之所以是资本主义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不仅在于它表现了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量的比例，更重要的在于工人的自由时间被异化为剩余劳动时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不仅在于必要产品的量的减少或必要产品相对于剩余产品的份额减少，更重要的在于自由时间的被侵吞，人的能力的发展的被剥夺。“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 (24)
在必然王国的整个历史性存在中，“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而“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 (25) 这是马克思对“必然王国”的本质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在必然王国中，人类主体是被客观地锁定在把生产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经济必然性之中的。此时，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作为自身发展的直接形式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的直接需要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自由时间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 (26)
因此，马克思认为首先必须是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能够使非自由时间即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创造出足够多的自由时间，才会出现超越必然王国的现实可能性。这样，“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对必然王国的超越是奠基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过程之中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消除的真实前提只能由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才能提供。这就是说，人类只有在物质生产领域获得真实的解放，才有可能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27) 。
这就是说，一旦共产主义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生产力和自由时间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这样，“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28) 。
在对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的论述中，马克思强调了“时间的节约”。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是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更多的自由时间，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发展空间就和自由时间一样，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发展空间作为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它必须从狭隘的地域性向普遍的世界性转变。
人类最初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只在孤立的地点和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发展。原始社会的所谓“社会”，不过局限于狭小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自然发生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把人们联系到了一起，这就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个时期，个人不是独立的，血缘关系的束缚使他们只能够活动于自然分工的狭小范围之内。“个人或自然地或历史地扩大为家庭和氏族（以后是公社）的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 (29)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产生并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的发展，人们开始打破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限制，建立起普遍的世界性的联系，由此，“地域性的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30) 。尽管生产和经济发展日益打破原有的自然共同体，使个人开始独立出来，可是，个人的独立活动又开始受劳动分工、阶级划分和民族对立的限制。个人只能在一定职业、阶级、民族和国家中活动，其发展空间和活动范围依旧是狭隘的片面的。更重要的是，私有制的发展在创造了普遍的社会联系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障碍。在这里，“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 (31) 。
但是，“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32) 。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了和其他一切社会所不同的特点：“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33) 联合起来的个人将像支配自由时间那样，按照最符合人的需要的方式来支配这种世界性的普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