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
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谈的历史主体始终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在马克思晚年所写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他明确地指出了瓦格纳的理论错误：“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 (25) 这也就是说，人是现实的社会历史中的具体的个人，他有着需求，又处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所谈的人决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具体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之最基本的历史规定性是由人所参与其中的物质生产方式所规定的，人首先是历史的产物：“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 (26) 。
依据马克思的看法，若要对人进行界说，首先必须与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2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从这个方面批判了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之所以对人只作抽象的理解，就是由于他离开了具体的现实社会关系来抽象地谈论人的感情和友谊。费尔巴哈既局限于单纯的感觉，又局限于单纯的直观，所以虽然他也从感性对象的角度去把握现实的人，但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具有生物学禀赋的自然人，在这个基础上，他凭着“高级的直观”，即理论的洞察力提出他的宗教和伦理学说。他完全不懂得，人，包括他的宗教和伦理情感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他离开了人的劳动实践来谈自然，完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
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批评道，虽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因此马克思说：“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28)
具体地说，人的个性与自由也只有在现实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说明，因为人们并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而是在现实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之内取得某种自由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指出，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在现代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自由与个性是由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所制约的，这一点已经为迄今为止的历史所确证。比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表面上无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来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个人的自由与个性只能放到阶级对抗的条件中来说明。历史上并不是从来就有阶级的，阶级的出现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自由和个性的问题正是随着阶级对立的产生和扩大而日益尖锐地凸现出来的。资产阶级就是在争取自由的口号下推翻了封建制度而确立自己统治的。但是它给人类带来的不是普遍自由，而是一种新的更普遍的不自由。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的，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产阶级。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以至他们个人的发展都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
马克思认为，在到目前为止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性，使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不过，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所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本身。因此，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因此，马克思说：“在现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只不过意味着贸易的自由、买卖的自由。” (29)
就现实中人的现实欲望而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指出：“欲望是否成为固定，就是说它是否取得对我们的无上权力……这决定于物质情况、‘丑恶的’世俗生活条件是否许可正常地满足这种欲望，另一方面，是否许可发展全部的欲望。而这最后一点又决定于我们的生活条件是否容许全面的活动因而使我们一切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 (30) 人的特性与欲望的发展成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受地方局限性的束缚，这并不决定于人们的意见，而是决定于交往的现实状况以及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并且最终是由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而货币与资本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在社会价值形态上的物化。这表明了两个事实：生产力已经在与人作对了，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意味着资本的增值和工人受奴役；同时，个人已经与现存的交往关系产生了历史性的矛盾，它成为人们个性发展的桎梏。个人要取得全面的发展必须以现有的生产力为基础，扬弃现存的、已经陈旧的交往关系。
马克思总结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生产方式作为人们生存的不同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所作的概括性的说明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1) 对于这个结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如下补充说明：人们是有需要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由此可见，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问题只有放在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切实地加以讨论并获得科学的解决，因为任何这种探讨如果不是流于空谈而是准备付诸实践，就都不能无视历史的客观进程而仅仅立足于道德和理性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32)
具体地说来，人的解放首先要求现实的生产力有巨大的增长和高度的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首先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人们就将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还因为只有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普遍的交往可以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出现没有财产的群众（无产阶级）这一现象，并使每一民族的发展同时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它将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已经为未来的社会准备了现实的条件，一方面，它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交往空间。同时又必须清楚，这种交往的基础是人自由个性的丧失，是个人力量的否定性的表现。因此，虽然每一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和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但是这首先需要把目前的社会关系控制在联合起来的人们的掌握之中，把它变为人们发展自己力量的现实性基础，而不是让它继续成为支配人们的偶然性的基础。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