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事件的主观尺度和客观尺度

在现代历史学研究中，关于评价问题，由于解释学的介入，已呈现出一种对过去已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迷恋现象。他们看到了历史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历史距离，并试图消除这种距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强调解释过程中的“移情、差异”等因素的作用。 (3) 海德格尔把这一点做得十分彻底，以至他试图从对语言的原始含义的分析中，挖掘出人们生存论上的共同结构，并用这种共同结构来实现对存在本身的理解。 (4) 针对这种现象，布迪厄指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着魔”现象，它只能导致怀疑主义。“必须要做的，不是施加魔法，也不是通过自欺欺人的原始主义的参与，来取消研究者和本土居民之间的距离；而是应将这种客观化距离和使其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诸如观察者的外在客观性，他所使用的对象化技术等等——转化为客观研究的对象。” (5)

用社会学的话来说，这种“着魔”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现代学术研究在资本的包围下所产生的一种短视病。韦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观点反映出：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完全处于一种矛盾的窘境中。 (6) 受到了资本的资助，知识分子在它的课堂上就不能对学生灌输自己的观点，他们只能给学生罗列一些自己所知道的“事实”。这体现在历史研究中，学者就只能以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原”为己任。但这决不是评价历史事件的科学尺度。

实际上，这种还原在理论上是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做到的。狄尔泰和萨特都曾遇到这样一个矛盾状况：任一个体完全进入另一个体的主观世界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完全是具体的、有差别的存在者。为了克服这种矛盾状况，哈贝马斯试图建立一种“主体通性”来作为桥梁：“我们不把没有任何强制的主体通性本身称之为辩证的，而是把压制和重建主体通性的历史称之为辩证的。” (7) 哈贝马斯认识到，在现实历史中，这种主体通性是与对这种主体通性的破坏同时存在的，因而，这种主体通性只能通过历史而被辩证地重建起来。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虽是对历史解释学的还原倾向的有力批判，但它同时也是这种还原倾向的一个必然结论。重建“意识的同一性”仍然被他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前提保留了。这表明，以理解为根本目的的历史解释学是难以作出对历史进步的客观的与科学的评价的。这表明，仅仅从主体出发是不能形成评价历史事件的科学尺度的。

事实上，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建立，只能通过当下主要表现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劳动实践而获得。通过这种社会实践所达到的首先不是意识的同一性，而是人们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同一性。对这新的社会关系的同一性的确认就生成了评价历史事件的科学尺度。这种尺度既是客观的，同时又要经过主体实践活动的中介而获得理论和观念上的认同。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实践作为一种新类型的社会交往方式对于历史评价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