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现象学方法的改造——本体论化
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他所运用的方法是多重的，但其根本方法就是本体论化了的现象学方法。无论是他早期直接运用的现象学方法，还是他在后期发展出的以语言观为基础的解释学方法，都是为着阐明本体的。方法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不仅是一种论说方法，而且直接关联到他的哲学的核心内容。
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中，所有的哲学运思都是按照本体论的方法来进行的。这种本体论方法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在一种直观面对中来展开本体论的建构过程。作为一种直观，它可以不受种种现实的或历史的纷繁复杂的偶然性的干扰，而直接对存在本身加以论说。
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方法中，直观面对同样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思的起点，对于他来说，就开启于这种直观面对之中，这种直观面对使得海德格尔在直接把握存在的同时，又能在存在中作出本体论的区分。这种区分作为差别，给出了本体的等级序列。本体存在通过直观面对显示出某种差别来，这种差别是对存在本身的一种去蔽。作为去蔽的成果，它表示着某种明晰性。这种明晰性的最充分的反映是在意识中，所以，这种差别又只能是意识的一个结果。这样，这种本体论方法就以直观的神秘面对开始，而以思想的自我明晰为结果。这种方法从《存在与时间》（1927年）开始就成为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方法的主导。但为了更清楚地研究海德格尔对现象学方法的改造以及这种改造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在此将主要以海德格尔的晚期著作为解剖对象。
让我们就从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差别的发生过程开始。这种过程在海德格尔那里首先是通过对存在、价值与真理之间的关系的阐述而得到说明的。
对于存在、价值、真理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曾借助于尼采的话作过这样的表述：“按其本质来看，强力意志就是设定价值的意志。价值乃是存在者之存在范围内的保存和提高的条件。” (61) 海德格尔竭力把尼采的强力意志解说为存在本身生命力的张扬。存在不是在事后获得肯定的绝对原则，相反它本身就要表现为价值。海德格尔把存在与强力意志联系起来有两个意图：一是借助于尼采的强力意志使存在获得一种属于生命本身的内容；二是使作为本体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获得力量等级上的区分。
而在强力意志的本质范围内，真理只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此，真理就是一个在强力意志之本质中被设定的条件，也即强力之保存的条件。作为这样一种条件，真理乃是价值。不过，由于意志只能根据那种对持续的东西的支配来意愿，所以，真理就是从强力意志之本质而来对这种意志来说必然的价值。” (62) 真理的这种地位也说明了现代形而上学的主体性特征。“现代形而上学由此发端，其本质在于：它探求绝对不可怀疑的东西、确定可知的东西、确定性……主体的主体性取决于这种意识的确定性。” (63) 就此，真理就与主体获得了某种关联，主体通向本体存在本身的道路就被开通了。换句话说，主体自身的活动过程尤其是意识活动，就此获得了某种本体论的意义。现象学被海德格尔本体论化了。
那么，如何表述这种本体呢？海德格尔进一步求助于语言的帮助。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本身就是可以先行道说的。“语言之道说（Sagen）从曾经被说的和迄今尚未被说的道说（Sage）中涌出，而此种道说勾画出语言本质之剖面。” (64) 在此，语言本身的说，是不同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解说方式的。这里，“曾经被说的和迄今尚未被说的”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伽达默尔所说的那种相互的循环过程 (65) 。新的道说的得以说出，并不需要借力于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海德格尔这里，新的道说只是由于语言的自我显示能力。这种自我显示能力，海德格尔认为，是不需要这种经验结构的帮助的，语言本身就具有这种自我解蔽的功能。在此，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除去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所有的经验因素，而使其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言说。这种自我言说，在海德格尔这里，只有通过诸如诗的直观的帮助才能达到人言。而纯技术的解释是无法达到这种境界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于语言本质，思的任务，首先就只在于到达那条“通向语言的道路”。语言的固有特性就隐藏于这条道路之中。人们只能通过这条道路来获致语言本质的解蔽。这种获致并不是由人们的“说”来保证的。在这条道路之中，也只能在这条道路之中，人们才能看到语言本质的显示和解蔽。“让通达（Gelangenlassen），亦即通向‘说’的道路，已然从一种让归属（Gehörenlassen）而来入于道说之中了。此种让归属包藏着那通向语言的道路的真正的现身本质。” (66) 人们只能追问这种通向语言的道路是如何构成的，而不能进一步地追问：“显示从何而来？”“这一问问得过火，问得急促。”因此，“我们只需留意在显示中活动并调停其活动的东西即可。在此我们毋需作没完没了的寻索。有一道简直是突发的、难忘的、因而是常新的目光就够了” (67) 。海德格尔在此所要作的只是人的位置的一种判明。只要把人纳入到这种显示之光当中也就够了。
只在这种显示之光中，人的本己才能得以自由地运行于一种明晰性之中，这种居有是人的本己的最高要求。所谓居有即：“在道说之显示中的活动者” (68) 。居有带来了道之明示。而道之明示对于人来说，即是所有根基的保证，它本身就是一种允诺，“有所带来的居有，亦即成道，比任何作用、制作和建基都更具有允诺作用。” (69)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语言本质只有在其本己的道说中才能与人发生关联。人是无能彻底知道这种语言本质的。这种无能在海德格尔看来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这种无能倒是表明了人的基本特性。由于人的必有一死，人对大道只能是进行直观。“我们不能知道语言本质，而这无疑不是什么缺陷，倒是一个优点；由于这个优点，我们便突入一个别具一格的领域之中，突入我们——被用于语言之说的我们——作为终有一死的人的栖居之所中了。” (70)
因此，海德格尔在其语言哲学中也像在其本体论哲学中一样认为，语言本质是先行的，但人又滞留于这种先行的语言的道说之中。由于这种道说，人就处在走向语言的道路之中了。对这一道路的源头，人是不能进行描述的，而只能走在这一道路之中。因此，对语言本质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现象学的方法。它重在对一种可能性的洞察，而真正的结论却不是这种洞察所急于作出的。人们通过此种洞察只能得到关于这种本质的一个剖面。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有这种剖面也就足够了，因为这种剖面为人们的活动保留了一份自由活动的田地，人们就像种子一样生存于这块田地之中。“沟垄开启田地，好让田地保藏种子，促发生长。剖面是那种图画的整体面貌，此种图画完全嵌合了被开启的东西即语言的敞开领域。” (71) 人们只能生存于由大道所允诺的状态之中。人的生存完全是大道的一种“让”的状态，而人的语言同样也是一种让说：“‘道说’意味：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 (72)
海德格尔认为在人们对某事的经验中有着一种被动意味。“‘取得’（machen）一词在此短语中恰恰并不意味着，我们由自己去作成经验；‘取得’在此意味：就我们顺从与我们照面的某事而言，我们经受之、遭受之、接受之。” (73) 海德格尔由此推论：人们与语言的关系也是一种被动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是我们从未在语言上清晰地表述过的。语言也是在人们的一般经验之外的。于是语言也就成了某种先于人们一般的语言表达的东西。“只是由于在日常的说中语言本身并没有把自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而是抑制着自身，我们才能够说一种语言，在说中讨论某事、处理某事。” (74) 这也就是说，经验地说着的人是被动的，而存在本身的言说却是主动的。这种主动的言说，对于人而言只开启于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之中，这就是诗人的言说。
只有一种人能够把对某事的经验在其表达中把这种说带向语言本身，也即诗人，诗人直接把语言本身所允诺的东西带向其表达。
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作为对本真的存在的揭蔽，只有通过对人们以前的与词语的关系的拒绝，才能达乎经验。因此，诗人的可贵处，也许就在于对传统的这种可贵的反叛精神。所有的允诺只存在于这种拒绝之中。而且，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他之分析诗人，其目的不在于获得某种关于语言的知识而在于进入与词语的关系之中，即踏上他所说的语言之途。
但是，这种经验并不是立刻就发生了的，因为，对传统的语言观的拒绝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海德格尔这样说道：“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是在被追问的东西的允诺（Zusage）中发生的。” (75) 这种允诺离不开拒绝，但拒绝之后却不等于允诺的立刻发生。所允诺的东西的获得对于我们来说只能依据于对它的倾听。这也就是说，“追问并不是思的本真姿态，而是对那个将要进入问题之中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 (76) 。
这样，海德格尔对哲学追问也就有了一种新理解。追问也就是对本质根据的一种倾听，这种倾听是所有追问之成为追问的一个前提。引导这种追问的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任何一种知识。“它（语言的本质）成了一个护送我们上路的引导词。” (77)
海德格尔的这些论说虽然似乎难以理解，但从其方法论内容来看还是很清楚的，即它认为人们不能主动地提出对作为本体而存在的存在本身的观点，尤其不能从传统或现实中提取这种观点，而只能被动地直观或倾听，等待着它本身自行发话。这样就把现象学方法的错误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