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相对科学性
马克思在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时说它“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 (9) 李嘉图的方法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长期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为什么会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呢？
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特征：（1） 把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支配这一有机体发展的不是人为的法则，而是客观的物质规律。（2） 在认识方法上运用了把本质与现象区分开来的“内在方法”。（3） 在逻辑方法上运用了抽象法，剥开经济现象外在的形式多样性，寻找其内在的联系。这三个方面其实是统一在一起的。一方面，只有从有机整体的角度来理解经济生活，才可能得出“抽象法”和“内在方法”；另一方面，只有真正贯彻了“抽象法”和“内在方法”，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才可能被真正理解为内在的有机联系，而不是外在的联系。并不是用相互联系的观点来理解经济现象的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庸俗政治经济学有时也用联系的观点来思考。譬如，在论及土地、资本、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时，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只是否定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而不是一概否认它们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联系。相反，他们恰恰是把它们放在同一个生产活动中来考虑的。在他们看来，这三者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协调的关系，“这好比农民、牛、犁和土地，尽管它们彼此不同，但它们却在农业中，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协调地共同劳动。如果它们之间发生了对抗，那么，这种对抗只是由于生产当事人谁应当从产品、从它们共同创造的价值中多占一些而引起的竞争造成的。如果有时会发展到冲突，那么，土地、资本和劳动之间这一竞争的最后结果终归还是这样：在它们对分割的争执过程中，它们由于竞争而大大增加了产品的价值，以致每一个都获得了更大的一份，所以它们的竞争本身只是刺激所有生产当事人的协调的表现” (10) 。这种庸俗的理解决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指称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
用内在的抽象法把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有机的体系，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只有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把商品的价值与劳动联系起来的经济学观点在中世纪的神学家那里就已经存在了。中世纪之前的古希腊思想家尽管谈到了商品价格应当与之相符的“值”的问题，但在对“值”的标准的理解上大多停留在交换双方对彼此相互服务的需求上，如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中世纪的神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是有所推进的。神学家亚尔贝达斯·马格努和托马斯·阿奎那都对“公平价格”和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量之间的关系作了较早的说明。尽管他们没有把这种观点坚持到底，如阿奎那在“公平价格”问题上既持有生产费用论又持有供求论和效用论，但他们毕竟已经具有了从劳动量的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的思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商品交换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商品交换的双方能较为准确地计算出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时间的量的条件下，上述这些思想不过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经验主义的判断，它还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这些原始的劳动价值论思想的萌芽不可能被用来理解整个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而只是对经济生活中一些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现象的经验描述。因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本身还尚未在经济的层面上得到统一，经济以外的因素仍然对经济的运行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些思想也就谈不上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性了。
重商主义时期的商业资本的确为产业资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成为资本的过程，或者说，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出现之前的发展过程，和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实现，在这里属于历史上两个不同的时期。在后一时期，资本是前提，它的存在是作为一种自行起作用的东西而成为前提。在前一时期，资本是另一个社会形式解体过程的沉淀物。这里资本是另一个形式的产物，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它是它自己再生产的产物。” (11) 重商主义时期商业资本尽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事实上，它本身的存在还需要封建王权势力的支持。商业资本不可能建立一种以它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它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要素之间建构起内在的有机联系。因此，重商主义也就只可能停留在对商人的实践与经历的经验主义概括上。
17世纪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产业资本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产业资本通过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使自己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础，其他的经济要素必须建立在它之上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历史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的抽象法及其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理解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思想推上了舞台。
把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具有有机联系的整体的思想是从重农学派开始的。与产业资本获得全面统治的逐渐发展过程相一致，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科学性也有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重农学派第一次提出了从“自然秩序”的角度理解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问题，它把这一生产形式理解为具有自身内在必然性且具有物质性的发展规律的有机体系。马克思说，重农学派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生理学”，“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12) 。但重农学派的问题是，它不知道这个“生理学”应奠定在什么基础之上。法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还没有把产业资本的全面统治地位展现出来。因此，重农学派事实上也无法得出社会经济形式统一于资本之上的思想。它把价值归结为使用价值，归结为物质。以此为基础，它不是从社会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是从自然关系，从农业劳动者对土地的关系来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把剩余价值理解为自然的赐予。重农学派是以自然为基础来建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生理学”即有机体系的，这显然还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它把价值抽象为使用价值，把剩余价值抽象为劳动过程中自然的赐予，尽管在对价值的理解上已经从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就商品价值的实现在经济现象层面总是体现在商品交换、商品流通领域而言，这一深化本身就说明重农学派已经开始使用科学的抽象法），但在对生产领域的本质的理解方面，它还没有从“物”中看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内在本质。因此，它所运用的抽象法、内在分析方法是不彻底的、不深刻的。当然，从本质上讲，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成熟性。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明确地站在产业资本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生理学”进行研究的人。在经济学说史上，斯密第一次提出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把商品价值的来源归结为一般劳动，并且着力于在这个一般劳动的基础上建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生理学”。把商品生产与人的劳动联系起来的思想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更加清晰地把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理解为一个有机的内在体系开辟了一条新路。财富，在斯密那里指的是以商品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因此，他的《国富论》即财富的生产理论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的生产理论。斯密不关心没有交换价值的财富的生产。他的这种既从生产领域出发来理解交换价值的内涵，又不把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生产混淆起来的思想，是他能在经济学方法上超越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重要原因。因为，产业资本事实上也是通过交换价值的生产才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因此，无论是在把经济形式理解为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还是在抽象法、内在分析法的运用上，斯密都比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前进了一大步。但斯密同样具有因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水平的局限而具有的问题。他所理解的一般劳动还只是对手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处在社会分工状态中的各种生产劳动的一种简单抽象，一般劳动概念本身还不具有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社会历史内涵。也就是说，斯密的一般劳动还不是在雇佣劳动的层次上，而只是在小商品生产的层次上来使用的。这样，斯密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准确地找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统一于其上的基点，他的抽象法、内在分析法当然也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斯密完成了从市场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的理论努力，并且实际上是在价值的意义上来理解交换价值的。但斯密的问题正好也出在这里。他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始终没有去思考交换价值是在什么条件下才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的。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定义上的自相矛盾是跟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把握上的局限性，跟他在抽象法运用上的局限性直接相关的。正因为如此，当斯密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价值时，发现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在现实中的表现之间的不相符合，便倒向了从经验现象出发来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斯密认为，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不适用于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的三种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所决定的。
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在运用经济学抽象法上的不彻底性，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相对科学性充分展现了出来。针对斯密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定义，李嘉图指出，耗费劳动和购买得来的劳动是不能混同的，前者是一个不变的标准，而后者是一个常变的标准。李嘉图坚持认为交换价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针对斯密所说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三种收入的观点，李嘉图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换价值的确被分解为社会的三种收入，但并不能由此就说交换价值是由这些不同的收入所构成和决定的。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无论如何分割，都不能变更其本身的量。李嘉图所要做的是，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如果说，在斯密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展为一个整体，这在经济理论上反映为斯密开始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自身具有客观规律的整体来看待，那么，在李嘉图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已经完成。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形式上的从属，而是一种本质上的从属。雇佣劳动也不再是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它成了一个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社会历史性概念。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财富形式的来源只有放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因此，只有在李嘉图这里，在雇佣劳动（李嘉图本人当然没有明确他所说的决定价值的劳动是雇佣劳动，但他在劳动价值论上的不妥协观点所反映的，就是他事实上已揭示了在大工业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可能彻底地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鉴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来看，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内在有机化是这一生产方式的本质的反映，直到李嘉图时代，这一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和内在联系的发展才趋于成熟。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并“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它们漠不相关地相互并存的形式”，并进而“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 (13) 的经济学方法和思想当然也就具有了逻辑的必然性，因为，它这样做所揭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内涵。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客观上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不采用内在的抽象法，那么，人们所说明的至多也只是这一生产形式的现象，而决不可能是其本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造就的，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