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实证主义从其一开始就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1866年马克思就开始注意孔德的实证哲学，他在致恩格斯的书信中，曾有“腐朽的实证主义” (35) 一说。恩格斯在1895年致滕尼斯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实证主义极为反感的态度。 (36) 但是那时实证主义哲学还没有形成后来所彰现的那种影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也就没有对它作出专门的批判。

在实证主义方法的基础上，19世纪90年代以后，迪尔凯姆、帕累托、韦伯等人同样关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现代社会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在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学作为一种思潮第一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与之相反，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特别是考茨基等人）却囿于教条主义而不能直接对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进行科学的说明。在这一背景下，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都转向社会学，以便掌握马克思著作中所没有的关于社会组织及其变迁的概念和理论，从而产生了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那样把马克思直接视为“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事件的自然科学”的倾向。这不仅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而且直接导致了恶劣的政治后果。因此，对这个反动思潮的批判就愈来愈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迫切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列宁的批判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908年，他写下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批判马赫主义及其俄国变种的同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则，科学地阐发了认识论上的路线斗争和党性原则。

首先，列宁在这一部著作中科学地论说了认识的客观基础和党性原则。在实证主义哲学中，认识的源泉问题被当作形而上学问题抛弃了，因为他们只承认感觉经验而不追问它的来源和客观实在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特点正是对科学进步所引发的认识结果的相对化的一种反映，它旨在维持一种确定的认识基础，这也正是近代哲学认识论所直接面临的重大问题。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对立，是一个已经被揭示的话题。在客体对象的性质方面，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由此形成两种对立的认识论路线，这就是坚持对象客观实在性的唯物主义和与之相反的唯心主义。

不过，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对于对象客观实在性的理解都是建立在粗陋的经验之上。因此，物质范畴在以往的科学与哲学史中，都是作为一种刚性的经验而成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本体论边界。但是，18世纪以来的科学进步使得哲学必须在两种看法中作出选择：一种是把物质的终极单位看作是非广延的力的中心；另一种是把物质看作是一个无限序列的微细结构，内外相含，愈在内部愈微细。 (37) 从感觉论者的观点看，在后一种选择中，科学实验中广泛使用的仪器只不过是充当了翻译器，将未知的、感官不能直接把握的物质属性译作我们感觉可以了解的语言。但是感觉论对于工具的依赖造成其机械的认识边界，凡是不能借助于工具所了解的即是不存在的，实体成为他们认识的最后界限。因此，在科学史上，牛顿的坚硬而有质量的质点，在麦克斯韦看来，像19世纪的原子一样，已经打上了制成品的戳记，但到19世纪末，它就不再能够继续有效地说明事实了。这正是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在马赫之后，相对论的问世则使哲学家们认为过去以为在实质上占有空间的物质不过是相对于观察者的空间与时间的一个瞬间事件。经验主义物理学家所惊叹的“物质的消灭”，充分说明了这种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固有的局限性。

关于物质，列宁指出它是认识论的根本概念，但是在认识论上，物质与意识这两个概念除了指明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不可能再从实质上下别的定义。因此，用经验来定义的物质观必然地随着人类对世界探索的深入而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为此，列宁严格地限定了作为认识论基本范畴的物质和意识的定义以及它们的对立。他问道：“在认识论所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接着他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它们的对立在“仅仅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这样，列宁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按照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而区分开来的，至于物质的构造问题即原子和电子问题，那是一个只同这个“物理世界”有关的问题。物质的消失，它表达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些意思：“至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看来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固有的。因为物质的惟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38) 这样，列宁批评了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感觉论忽视了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它所反对的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

其次，列宁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个思想对于唯物辩证法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在这里，列宁把认识论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基础上来讨论，强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在早些时候，列宁就指出在所谓现代社会研究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作为对象的“现代社会”与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的“一般社会”是两个不同的用语。后者从抽象的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事件”，因而他们的眼中只有“理想的组织制度”，而没有具体的社会形态。然而，马克思“确定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出发点。这样，列宁就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分歧锁定在历史观的对立之上。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他指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影像。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 (39) 在后来的《哲学笔记》中，列宁强调：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更进一步，他指出：人的意识不仅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40) 这样，列宁就在认识论中说明了真理的标准问题，也进一步说明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为什么这个问题具有党性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个问题正是后来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最后，列宁强调唯物辩证法，并在它的基础上指证了现代形而上学的特征。从实践的观点，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视为革命的代数学，因为它要求把社会看作是在发展之中的活的机体。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构成该社会形态之骨骼与基础的生产关系，进而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因此，辩证法不仅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本体论前提。现代形而上学崇拜孤立僵化的思维方式，势必成为辩证法的对立物。列宁以约瑟夫·狄慈根的哲学混乱为例说明，一旦背离辩证法，就不能正确地阐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他指出，受当时科学危机的影响而产生的唯心主义与怀疑论的合流，其根本的原因是缺少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他们“不让这些起码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导致思想僵化……导致忘却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 (41)

从列宁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对唯物辩证法的说明看，真正的唯物辩证法在于坚持历史辩证法的实践逻辑，而不是独立于具体历史的抽象逻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且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 (42) 故意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反对历史主义和辩证法，这正是当代形而上学的显著特征。